香港的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外文系教授在引领风骚。这受制于大的政治环境，也跟教师构成以及公众兴趣有关。九十年代以后，台湾各大学中文系开始活跃起来，不再满足于当“老夫子”。但政治形势变幻莫测，台湾文学所（系）迅速崛起，其中牵涉到文化认同、主体性、校园政治等一系列问题，中文系处境不是很好。另外，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相对隔阂，也是个大问题。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之前，台湾当局不允许阅读左翼文学书刊。不谈鲁迅的传统，就讲胡适和徐志摩，很难理解所谓的“新文化”。台湾各大学的中文系，尊重传统，古典修养较好，这是他们的长项；至于影响当下思想文化建设的能力，则不及大陆的中文系。
现在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成为作家、研究人员，还是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
陈平原：“关注现实”是一种情怀，不是职业；任何人都可以“关注现实”，但也都可以“闭门读书”。这方面，我希望尊重个人选择。至于培养目标，各大学情况不一样。一般来说，越是好大学，专业化程度越高。作为本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文学创作。罗常培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杨晦先生在五六十年代，都曾强调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他们的意思是，能否成为好作家，主要靠个人天赋，靠机遇，靠生活经验，而不是技术培训。所有伟大的作家，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天才”；一定要按照既有的规则来训练，效果不好，也没什么意义。此外，作家只是中文系培养人才的一部分。用出不出大作家来衡量一所大学中文系的水平，不是很合适。
那么大学中文系的教育对文学创作有作用吗？
陈平原：从文学史上看，大作家不是大学里刻意培养出来的。像鲁迅、郭沫若都曾在日本留学，但念的是医学，不是文学。也有中文系出身的好作家，近在眼前的，像贾平凹是西北大学毕业的，韩少功是湖南师大的，刘震云是北京大学的，叶兆言是南京大学的。但这样受过“科班训练”的好作家，数量不是很多。王安忆、残雪、莫言、余华等，没念过一天中文系，同样写出好小说。这怎么解释？我的说法是：文学很重要，但主要是修养，而不是技艺。没读大学的，若有天分以及好的机遇，可以成为优秀作家；念了中文系或外文系的，不见得就能写出好诗或好小说。但反过来，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对于作家之“厚积薄发”，还是起作用的。
问题在于，“文学”如何“教育”？就拿创作而言，也不是完全不能教。比如小说家沈从文，没有高学历，在西南联大教“各体文习作”和“创作习作”，往往是拿学生的作品来深入剖析，上课讲不完，下课接着谈，如此因材施教，对学生帮助很大。在我看来，文学创作是可以教的，但不应该是大堂演讲，而应该是面对面、手把手，注重写作实践，那才能对学生有好处。从去年开始，我们组织“中国作家北大行”，陆续邀请一些著名作家来北大，除了专题演讲，还与热爱文学的大学生座谈。不过，此举的目的在修养与趣味，主要不是技能，更不敢夸口是在培养大作家。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