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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美］列文森著  郑大华任菁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不安，常常来源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层断裂。这一点，在重读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时，反而代替了对其结论的认可或批判，最先进入我的视野。对于担负道义责任的知识分子而言，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学说，他们需要做的，无非是将个人道德与国家命运相互寄托，找寻出口。然而，世事往往不如人愿，“三代之治”长久地只能作为一个遥远的神话，不可复制。在大多数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激奋而忧愁的，因为他们的处世之“道”与所处之“世”之状况始终呈现令人担忧的错位，这种担忧促使着他们面对变化的形势，不断探究道德体系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协调。

    史华慈曾归纳过儒家思想的几对极点，其中一对就是“修身”与“平天下”。与列文森类似，史华慈也格外注意到将二者相互融合时，知识分子内心所产生的悲剧感。儒学将自身的力量诉诸道德约束力，所谓“君子不器”。在列文森笔下，清初的经验论者从根本上对接受西方科学毫无理论帮助，即使表面上他们具备某种践履性的准备。当西方文明全面显示出它的优势时，中国知识分子很难从自身的传统中找到与之相抗衡的价值体系，甚至找不到正面接受它的合理解释。其中总是矛盾重重，理智与情感两相分离。于是，列文森的悖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无法跨越的障碍，他们对传统的认同缺乏向往现代的理性依据，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向往，又缺乏感情上的支撑。如何解救时代的困顿、国家的苦难，又能将传统视为一个来自过去又融入现在的思想体系？列文森对西方冲击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心理困境的分析，正是他有别于他的老师费正清的地方之一。

    许多人将列文森与费正清一同归为“冲击－反应”模式的代表，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差别。列文森显然添加了更深层的人文关怀，他的意思，不仅仅是机械的将西方的影响作为拯救中国的惟一良方，而是把这一过程中中国人面临瞬息万变的世界而产生的危机感和幻灭感，作为一种思想史意义上的推动力，来讨论中国历史的走向。在中西碰撞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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