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可能性，他们有自由选择各自的立场，而最终却没有人获得成功。他们寄望于对传统采取某种姿态，能与西方文明顺利连接，获得尊严。他们所主张的与真正认同的历史与价值也许是分离的，需要的是以一种重识过往的态度来获得新的思想资源。
在他们心中，未来社会的蓝图也许产生于传统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或者分离。但无论如何，首要目标仍是重新确立什么是中国。中国在地理和思想意义上的世界地图中，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当“天下”成为过去，全球主义造成的危机意识不仅带来心理上的失落，亦无法解决构成当下人们生存状况的传统和历史意义问题。中国在全球历史的时间序列里落后了，那么，学习一个“现代”的“西方”，是否能治疗否定传统带来的心理创伤？随着帝制的结束，儒学赖以生存并发挥效用的制度场所随之消逝，那么，儒学又将以何种面相进入全球主义的新的现实当中呢？列文森敏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性。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共产主义都为中国寻求到一条突围之路，它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同时，亦将儒学以光荣的形式送进“博物馆”，使之成为与现实世界相疏离，而又可供凭吊与怀恋的文物。
列文森对儒学的判断在“博物馆”的比喻中尘埃落定。然而，“文革”及后来的历史使列文森这一说法遭遇到不可预测的复杂性，还没来得及作出回应，这位天才型的学者便英年早逝。我们不禁想象，如果他能够看到中国近四十年的历史，将会产生什么新的看法？一切线索都仅仅存留在列文森的字里行间，我们只能从这里再次回味，那些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
儒学已经死亡，还是将要复兴？这或许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从列文森的书中寻找答案。今天，我们似乎再次看见一个魅力四射的孔子，一个在大众传媒中以日常伦理的角度获得重生的儒学。可事实如何呢？如果重读列文森的文字，我们就会发现，列文森早已睿智地指出了令人哀伤的事实——其实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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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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