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难于登天。“想要获得赔偿，首先要弄清楚‘文抄公’从中获利多少，给原告造成多大损失。可是，抄论文和抄小说不一样，‘文抄公’获得的利益经常是评了职称、获得毕业文凭，这虽然和利益有关，却难以量化。原告说自己受到了损失，也必须举证。可事实上，谁能拿出‘我的论文被你抄了，我损失了多少多少经济利益’的证据？有的原告说自己受到了精神损害，可在这个领域里，法院很少支持。”
由于现行的《著作权法》没有提出“惩罚性赔偿”的概念，而被侵权人又举不出证据证明经济损失，判决结果常常是“被告停止侵害，向原告赔礼道歉”。
于德华律师说，针对此类抄袭的制裁，经常是法院在判决后发出司法建议，由侵权者所在的单位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可即使行政处罚真的执行，原告也只能出口气，却不会有任何补偿。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费用，只换得对方给自己鞠一躬，这种赔本生意怎么会有人做？为数众多的“抄袭门”也正是在对“赔本生意”的畏难情绪中愈演愈烈。
记者采访的多位法律界人士认为，如果想真正遏制抄袭，仅靠网民举报、上级人事机关、学术机关监督远远不够，它必须从根本上获得法律支持，这就需要修改《著作权法》，设定针对侵权者高额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动员学术成果的原创者随时关注网络，鼓励被抄袭人通过法律维护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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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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