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区域文化视野下的秦汉文学研究

　　跃进先生的秦汉文学研究注重微观和宏观的系统结合。以《秦汉文史论丛》为例，此著上编以微观研究为主，集中对人物贾谊、班彪、班固、蔡邕、蔡文姬，以及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如贾谊的《诗》学背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典引》，蔡邕的《独断》，蔡文姬的《悲愤诗》等进行研究。在对历史已有研究成果反思的基础上，跃进先生着重对秦汉之际的文体问题予以关注。他指出文章意义上的“文”，早在秦汉就已产生；从现存资料来看，有关文体研究的论著，当以蔡邕《独断》为最早；中国古代文体学观念至秦汉已经日益明确，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主要文体也多在秦汉时期基本定型（《秦汉文史论丛》，第146页，第171页）。这些成果丰富了秦汉文体文学的研究。

　　下编则侧重于宏观研究。跃进先生以区域文化作为秦汉文学研究的契入点。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与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密不可分，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曾指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第21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九州之内就形成了如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地域文化。秦汉之际统一中央帝国建立的郡县和封国的不断变化，经济、政治、文化重心的转移，均使地域文化得以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起，历史学界对先秦地域文化展开了深入、细化的研究。

　　总结和反思前辈学者有关秦汉地域文化的研究成果，跃进先生认为，单纯地从行政区域、地方语言、经济发展等角度进行地域划分也许还有不尽如意之处，因为地域文化不是若干异质文化的拼盘，“应当特别提请注意的是自然地理环境，因为所谓的文化区域，往往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或者依托交通要道，绵延伸展”（第295页）。中国古代以农耕为主，其都市建设往往依山傍水，表现为格外看重地形的肥饶，有山有水的地方最易成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

　　跃进先生以编年史为“纵”线，地域文学发展以及文人流布为“横”线，把地理环境中的山水、气候、植被、人口、土地，以及人文环境中的方言、习俗、物产、景观、民风、性格、学术、思想等要素相结合，将空间的问题转化成时间问题来思考，又以空间的格局支配思维的框架，构建起秦汉地理区域文化的历史观。其《秦汉区域文化的划分及其意义》，《多元文化的融汇与三辅文人群体的形成》、《河西四郡的建置与西北文学的繁荣》、《江南的开发及其文学的发轫》、《秦汉时期的“三楚”文学》、《秦汉时期的巴蜀文学》、《黄河以北地区的文学发展》、《释“齐气”》、《“鲁学”解》等文章，通过丰富的历史资料，运用计量统计的分析方法，对秦汉各地域的文化特征、作品传播、文人分布等进行了系统综合研究。充分反映出作者在个人学术上不满足于单纯文学家、文学作品的研究，而趋向于从地理区域文化发展脉络中重新解读秦汉文学，并变化自己的研究风格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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