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曾经伴随新中国一起经历过民族苦难与不屈发展历程而成长起来的缘故，跃进先生特别强调文学研究要有“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既包括学习传承前辈学者优秀的学术精神，又包括在文学研究领域以求真的态度对待厚重的文化遗产。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只有经过“三重境界”，才有可能产生“历史感”：

　　首先，在文献学基础上回归原典。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跃进先生指出：“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变化，核心因素是观念，支撑是文献。凡是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真正作出贡献的人，无不在文学观念上有所突破，但是，所有的观念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建立在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之上。”（《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文史哲》2007年第5期，第24页）。传统的所谓“小学”，即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学问，时至今日，依然是文学研究最基础的部分。（《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6－37页）。在这个意义上，跃进先生指出：“新世纪中国文学学科的整合与论争,在某种程度上蕴含着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即注重学科的整体性,注重研究的历史感,这实际上又意味着在较高层次上向传统回归,向经典回归。”（《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文史哲》，2007年第5期，第28页）

　　其次，对文学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跃进先生所说的“综合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论的大视角，而是对各种文体、各门学科作通盘的研究，包括资料的系统化和检索的科学化，更包括对狭隘文学观念的突破。我国传统的学术理念，历来强调“文史一家”。20世纪50年代之后，将文史哲分门别类地独立出来，注重专门研究，学科越分越细，以至各守一段，虽也有成果，但问题也日益凸显，即很难从整体上瞭望和俯瞰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为此，跃进先生指出：“研究文学，必须跳出纯文学范围；研究中国文学，必须跳出中国范围。”（《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第18页）回顾过去的文学研究，我们曾屡次陷入两个极端：或远离文学实际，凭空高论，或纠缠细枝末节，流于琐碎。结果造成前者不问历史，奢谈现实启示；后者钻进“书斋”，不与现实互证。因此，他提出文学研究要“深入到历史的真实之中”（《走向通融：汉魏六朝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第596页），即重视史料考证，打破狭隘的学科划分，拓宽文学研究领域，在综合研究中捕获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一般倾向。

　　最后，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研究者的理论水平越高，驾驭史料的能力就越强，也就越能从事真正有创见的研究工作。文学研究工作者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生成观念和演变轨迹作进一步的探讨，因为“研究文学史的目的，显然不仅仅是为广大读者提供某种系统的文学发展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是应当从丰富多彩的文学史探索中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框架或理论主张”（《秦汉文学论丛》，第17页），这也是时代赋予文学工作者的使命。

　　第三，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的现代意识

　　二十多年前，跃进先生师从我国著名学者姜亮夫从事文献学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深刻领悟史料文献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在系统的学习过程中，他继承乾嘉学派“重考据”的优良传统，掌握了史料考证的方法，培养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其研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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