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非一日可造就――让我们暂抑伤痛，在泪光中回望两位大师的生命脚步，感知他们成为巨材的心灵旅程。

　　“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面对破碎的山河，年轻的任继愈如此自问，并从热衷研究西方哲学转而关注脚下这片困难的土地。祖国、人民，夯筑起他学术的坚实根基。

　　“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基于此，年轻而贫寒的季羡林没有选择实用显学，在炮火纷飞、长年饥饿的异国他乡开始了艰涩的梵文、印度文和佛学的研究。对人类文化、对人类和平的热爱，使他掌灯到生命最后一刻。最朴素的情怀，决定了他们最执著、最长远的学术之路；思想、人文的高度，确立起他们学术的制高点。

　　 而他们终成大学者，靠的是踏踏实实的严谨治学，靠的是为学术而死的殉道精神。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老子全译》《中国哲学史（４卷本）》《中国佛教史（８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７卷本）》……浩瀚著述，让人叹服任继愈经年累月的求索跋涉；在季羡林的著作中，光是一部文革困境中译就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９万余行的泣血文字足以让后人心灵震颤！

　　“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季羡林曾这样答问。“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他如此形容自己的苦苦求索、精益求精的漫长学术岁月。这盏孤灯，曾映照面壁苦修的达摩，相伴敦煌临摹的张大千，也照亮着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治学之路和修行之道；他们执掌的，是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知识、对文化的信仰与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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