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大误会,是公众把他当作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个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作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来自近代的西方社会,要求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担当社会良知,参与公共事务。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萨特甚至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才是个知识分子。
按照萨特的定义,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皓首穷经于与公众相距遥远的偏僻学问,并非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且,他还对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活动感到困惑。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尽管对胡适先生充满了景仰之情,但也对其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表示不理解,他写道:“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www.stnn.cc
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中,他还略带调侃地说:“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但是,季羡林先生是一位追求良知的学者。在“文革”中,当胡适和陈寅恪被批判时,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线。后来,他又提出了“学术良心”的概念,对年轻学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坚持散文写作,通过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展示一个学者的胸襟和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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