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摄影在二十世纪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中，对摄影的政治敏感首先是从摄影作为一种政治监控和证据的角度体现出来，她提到一个历史事实——“从一八七一年六月巴黎警察用照片来大肆搜捕巴黎公社社员开始，照片就变成现代国家监视和控制日益流动人口的有用工具。”(第5页)当年学习巴黎公社史的时候，我并没有留意过这一重要细节，近日重新找出当年最主要的两部读物来查找相关的史料。一部是法国记者阿尔蒂尔·阿尔努的《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作者是公社委员，在流亡瑞士期间写成此书。另一部是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普·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柯新译，人民出版社，1962年2月)，作者也亲历了巴黎公社斗争，后流亡英国，在马克思的帮助下写作本书。可惜的是，在这两部亲历者的著述中没有找到以摄影照片搜捕公社社员的记述，桑塔格应该有其他的参考史料。她说，“相机的一个用途，是其记录可使人负罪”，“一张照片可作为某件发生过的事情的不容置疑的证据”(第5页)。这是肯定无疑的，我们都还记得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四人帮”就是通过照片来抓捕那些在天安门广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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