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陈传兴的《银盐热》(行人文化实验室出版，2009年2月)是一本摄影史论与台湾社会历史研究交织在一起的文集，其中的《见证与档案——试论美丽岛事件之影像纪录》深入地探讨了摄影作为见证和监控的政治与法律作用。在历史的活动中，摄影的介入完全是一种预定的见证行为。作者说无论是官方或私人的摄影，虽然意向目的不同，但是却共同建造着这个历史事件的“见证共体”，每张影像都沾染着历史性暗影，似乎都在召唤着某种“审判”(第90页)。但这里的“见证”并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那种语义，而是有着更尖锐、更凝重的意义：法律——“在这过程中‘摄影’即‘法律’，‘见证’的意义就在此产生”(第90页)。除了在法庭上作为呈堂证物之外，摄影在审讯中也被作为精神心理刑求的手段工具而运用。美丽岛事件的当事人后来以小说的方式追述了审讯中的影像运用：以被枪毙的死刑犯照片威胁被审讯者;以拍摄被审讯者的遗像的方式来制造恐惧感;摄影成为逼诱供词的手段。作者指出，在这次大审判的三十三人中，有几位是以照片作为刑判证据的，而三十三人中唯一被免刑者则是以照片中“无该被告影像存在等情”为事实依据。被以照片作为证据的嫌疑人在答辩词中有这样的说法：“因为警方有我拿大旗的照片，我才去自首说明真情”、“承认带木棍游行……刚好被照到相”、“当时曾被人拍下照片，我是面向群众劝解他们”……可见摄影“见证”的法律意义。

　　在事件之后，影像的保存、藏匿就成了极为敏感和危险的事情。当事人陈博文说当时把照片洗出来后就把底片丢掉，只保留了比较关键的二三十张照片。作者说，这是令人不解的：底片不是更容易秘密藏匿、携带吗?而且，见证需要流通，流通需要复制，取消了底片就是取消了这种可能。作者的思考是：“销毁底片，见证了见证者要回到现场，回到那个不可能重复的历史片刻欲望，没有人能够替代他自己的亲身体验，永远独一无二的秘密……”(第114页)而情治单位的逻辑和价值观却是相反的，它会以高价安排摄影、收买底片，去建立为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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