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平民化的时代，没有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没有一句顶一万句的伟大领袖，更不会存在一个“学贯中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哪怕这个人可能是季羡林。毕竟在生前，季羡林就公开表示拒绝“国学大师”“国宝”等称号。

    某教授表示，公众对于季老的了解并不全面，对他的学术价值认识也不够充分。或许如此。季羡林也的确在学术上颇有所成，比如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译和研究梵文文学作品。但是上述领域乏人理解，难以通俗化，注定曲高和寡，而且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完全是两码事，何谈季羡林是“国学大师”？

    我们完全肯定季羡林在印度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上的成绩，但是他在不属于他擅长的领域的声音甚至一度超过自己的专长，则不是好兆头。

    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其实，这种划分方法完全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理论的翻版，拾人牙慧而已，并非季羡林本人的独创，他也更没有将这个理论系统化和专业化。

    在已经公开的学术思想来看，如果季羡林的设想成为实践，并不见得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的和谐稳定发展。季羡林的本意是要守护真话与良知，但是真话不等于真理，良知不等于真知。

    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西方不亮东方亮，唯一的一条拯救之路就是以东方综合思维模式来济西方之穷。”季羡林固然表达了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质疑，但是他过分强调了中国复兴的力量，低估了中国面临的种种困难。

    季羡林还认为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他把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新疾病产生、臭氧层出洞等等问题全都归结于西方的科学发明之中，没有注意到东方也不能安然其外。其实，西方哲学思想中从来未提到过要征服自然，恰恰相反的是西方哲学思想也尊重自然，环境保护的理念和实践就都出自西方。

    在肯定季羡林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他能获得那么多的荣誉也在于他的出身：留学德国，出身清华，北大任教。有了这三个光鲜的经历，就仿佛有了一句顶一万句的锦囊妙计，殊不知，外行挂名内行的国情已经见怪不怪。

    在一个知识界浅薄、找不到真大师的时代，我们曾经历了“散文大师”余秋雨“捐款门”事件和被冠以“五百年来一奇才”的“楚辞大师”文怀沙被戳穿真面的局面，也死乞白赖地造就了季羡林无人匹敌的“大师”地位。

    比起名不副实的的头衔和虚荣，我们应该更珍惜季羡林关于“文革”的回忆录《牛棚杂忆》，不仅检讨了自己的经历，也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记录。我们还应该珍惜他在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朴素，尤其是对待后辈的平易近人，也成为从北大校园传到全社会的佳话。清醒和庆幸的是，对于外界赋予的国宝、大师、泰斗等桂冠，季羡林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羡林不喜欢的事情，为什么总有人强加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