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昂记住了此事，丁居晦却不因此而惹祸，相反却被委以御史中丞的要职。御史是言官，中丞是言官的首领，只有敢于讲话才能胜任。

然后顾炎武不客气地批了李因笃一顿，“就你这见识，比文宗差远了。”顾炎武极力主张经世致用，所以力翼司马光的纲旨。也是文宗，一天又要与宰相讨论诗歌创作——可见作为文学青年的文宗的不死心，非得撞南墙。

大臣们不解风趣也就算了，却再一次打压了他的文学前景，郑覃说：“诗之工者，无若三百篇，皆国人作之，以刺美时政，王者采之以观风俗耳，不闻王者为诗也。後代辞人之诗，华而不实，无补於事，陈後主、隋炀帝，皆工於诗，不免亡国，陛下何取焉。”《通鉴》之本义於此见之。

王夫之认为“经义者，非徒干禄之器也，士之所研精以及道者也。文赋者，非幼学之习也，志正学充，伤今思古，以待人之微喻者也。”

士子十年寒窗，苦读经书，是期盼有朝一日出来做官，用满腹的经纶来安邦定国，造福百姓，实现平生抱负，是拿来治世用的，并不如现在人的理解，把国学关进小楼成一统，孤芳自赏，俨然秦砖汉瓦。国学需要倡兴，必须根绝这种观点，使国学走进寻常人家，重走治世的路子才行。

《通鉴》不载文人，却是看重写一手好文章。《通鉴》援引华峤的话说：“班固序事，不偏不倚，不刻意拔高，也不故意贬低，详略得当，行文委委，使人百读不厌，（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