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体>2009年7月11日凌晨，任继愈先生离我们而去了。赶到北京医院时，家人和同事还守候在他身旁。有位同事拿出梳子，轻轻整理着任先生散乱的头发，大家都难抑悲痛之情。这几天，任先生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眼前。早晨看到急匆匆进馆上班的员工，仿佛还能感觉到老先生胳膊上搭着拐杖，提着皮包，走在嘈杂的人群中。任先生病中，我们去北京医院看他，他已神志不清，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着什么，只有“图书馆”三字，反复说了几遍，我和同事们都听懂了。

　　任先生特别关心古籍整理、保护、研究事业，关心国图善本部、古籍馆的发展，甚至对许多员工的学业和生活都关怀备至。他具体指导“文津讲坛”工作，不但亲自主讲，还每月去听讲座。他年届九十，仍然思维敏捷，口齿清晰，谈吐风趣，睿智而诚恳，深受员工爱戴和景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任先生经常到国图分馆看望《中华大藏经》编辑组的老同志，帮助他们解决业务疑难问题和生活困难。那时我在分馆工作，也就有了和任先生碰面的机会。他很和善，见到普通员工点头问好，遇到像我这样刚进馆的年轻人，往往停下脚步谈两句，问问学习情况，最近又看了什么书等等。我在大学里曾读他的《中国哲学史》和《老子新译》。特别是《老子新译》，虽是薄薄小册，但译文简明，通俗易懂，可以随身携带，不时翻阅、体会。那时在我们心里，“任继愈”这个名字总是和经典联系着。见到这样的大学者主动过问我们的学业，内心非常感动。

　　1998年底，我调到善本特藏部工作，党组织关系也转到善本支部。听说任先生竟是同一支部成员，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善本部是专家荟萃之地，任先生以学者党员身份，选择这个支部过组织生活，提升了支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成为一个象征，也鼓励后学不懈追求进步。任先生年过九旬还参加组织生活，每次支部选举必到，投下庄重一票。支部发展新党员，任先生来参加，和新党员合影，鼓励他们进步，让这些新党员非常激动。他在支部发言时说得最多的就是学习，希望大家把业务基础垒实;希望青年人要坐得住冷板凳，扎实做好本职工作。

　　任先生对善本部发展倾注心力。他经常询问善本部情况，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要求干部在处理日常事务的同时不放弃文献整理和研究。他说，学会用人很重要，活儿是大家干的，做成事要靠大家共同努力。他对善本部团结向上的气氛很赞赏，也强调培养青年人，多给青年人提供机会，给予台阶，帮助、鼓励他们上进。老同志要做好传帮带作用，他举敦煌遗书整理研究的例子，说方广錩带李际宁，李际宁之后也要有接班人，要形成梯队，保证这个事业进行下去。他主张把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从分馆调到善本部来，和藏品离得近些，让大家多看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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