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先生对善本特藏的收藏、整理和保护十分关注。他说在被任命为北京图书馆馆长第一天晚上，年过八旬的藏学专家于道泉先生骑自行车专程到寓所去拜访他，开门见山谈藏文文献收藏问题，希望任先生关注和支持。于先生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也是国图唯一不拿工资的资深馆员，为国图藏文文献收集倾注了半生心力，做出了很大贡献。任先生对于道泉的话印象深刻，更赞赏他年老不懈的奋斗精神。任先生说，少数民族文献语种多，可以仿效于道泉这个例子，请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藏书建设。目前，这种“于道泉方式”在民语文献采访中广泛采用，许多珍贵典籍得以入藏。任先生特别重视学者藏书和名人手稿的收集、整理、保护。他说，学者一生蒐集的图书，可以看作一个小型专业图书馆，书里面的批注和夹条反映学者治学心路，都很有价值，收过来不要分散，要保持一个整体给大家看。他多次参加名家手稿的捐赠仪式，亲自给捐赠者颁发证书。他特别关心名家手稿的完善保藏，亲自下令加强对巴金二十八件圆珠笔手稿的保护工作。按照任先生指示，图书保护组设计制作了木箱，采用无酸纸对巴金手稿逐页分开保藏，起到了良好效果，木箱做好后，任先生亲自到库里查看，十分满意。在纪念傅雷百年诞辰展览仪式上，任先生说:“我放心了，知识分子因言获罪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古文献整理和揭示是任先生晚年潜心从事的大事业。从《中华大藏经》的整理出版到《中华大典》的编纂，再到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永乐大典》、《中华再造善本》和敦煌遗书的整理出版，任先生都亲自过问，有些亲自担纲编纂重任。他为“中华再造善本工程”题词“兰台秘笈分身有术，宋椠元刊原貌长存——再造善本嘉惠学林”，寄托了他对古籍保护、传播的殷切期望。任先生多次要求重视馆藏敦煌遗书的整体揭示工作，说英、法、俄藏敦煌遗书都揭示了，国内的也要加紧揭示。为《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编纂和出版能够顺利开展，任先生亲自写信给财政部申请资金，特别要求在编纂中加强对年轻人才的培养。如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50巨册即将告成，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好评。

　　任继愈先生著作宏富。他研究哲学史、宗教史，学问淹博通达。任先生认为，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一生努力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史的主流，取得了丰硕成果。他还希望学界重视道教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认为这是自己的未竟事业。他采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事研究，为中国哲学史、宗教史开辟了新路。他说:“有一点可以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说别人的话，我反对跟着凑热闹。”读任先生的著作，深刻感受他的眼界之宽，学问之通，毫不拘泥刻板。我从以下四个方面都受到他的教益:一是科学严谨的态度。他前后四次注译《老子》，根据研究成果调整观点，不怕改正错误;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他是北大第一个自觉用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史的学者。他学问的“通”，是坚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结果，这让他一生受用无穷;三是辩证和实践方法。王国维说“于楚人有老子，思辨之代表也;于鲁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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