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19日早上八点多钟，我因事去拜访先生，谈完了事后，先生同我闲聊。他说：“最近社会上有一种言论，说以国学对抗马列主义云云。说这话的人正是那些脑筋还停留在‘文革’期间、虽然还享有特权、但已不能再画圈圈的那些人。这些人代表了一派政治势力，他们表面上是在维护马列主义，实际上是反对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了，坚持用实事求是的观点看待问题，例如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固然艺术与政治是很难分开的，任何文艺作品都要反映社会现实，但艺术不等于政治。对于一部文艺作品来说，艺术性应当是第一位的，片面强调政治性第一，艺术便不能很好地发展。在前不久举行的庆祝《历史研究》创刊四十周年的会上，有位领导同志参加了，他在会上只是念了一位同志化名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大意是强调突出政治那一类的，这位领导实际上是支持或赞许这一观点的。我则提出文艺作品应当坚持艺术性第一的原则，因为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首先是艺术上所具有的深深的感染力打动了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如若只有政治性而没有艺术性，这些作品是不能流传下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句话只有政治性而没有艺术性，所以不能作为艺术来看。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有很多东西应当重写，如我们的文学史、历史和哲学史等等。当然了，我的这些主张不能为那些长期吃政治饭的极左思想很强的人所能容，但改革开放是一个大趋势，不是几个人的力量所能扭转的。其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吸收了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的基础上才发展起来的啊！”
关于蔡元培及其他
季先生常常会提到一些前辈学者，他说过：“在北大的历任校长中，我最佩服的就是蔡元培先生。是他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把各种人才聘请到北大来任教，梁漱溟和陈独秀都是他聘来的。也是他，第一个在北大招收女生。他为北大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学者中我最佩服的是陈寅恪先生，他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无人能做到，但陈先生做到了。我入清华大学后，也曾选修过两位老师的课，一是陈先生开的佛教方面的课，使我受益终生啊！说到陈先生，我至今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1946年我回国后，是他把我介绍给北大的。按说他那时在清华任教，我也是清华毕业的，他为什么不介绍我去清华而介绍去北大呢？也许因为他在清华，不便介绍我去？也许因为他跟胡适和傅斯年是好朋友？总之，我一直没弄清楚。二是选了朱光潜先生开的美学方面的课。那时朱先生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不久，在清华主讲西方美学，很吸引人，我一直听他的课。后来院系调整，朱先生来到北大担任西语系主任，我那时恰在北大东语系任主任，我们两个系在一个楼同一层办公。只要朱先生讲课，我能腾得出时间，就一定上楼去听他的课。”
我说：“听王尧先生讲，您同他的老师于道泉先生也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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