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古人提出的“天人合一”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先生早在1993年就曾撰写过《“天人合一”新解》一文，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一期上发表。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当时就引起过很大的影响，并为此开展过专题讨论。在那篇文章中先生就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实际上，自那以后，先生对这一问题一直在进行不断的新的思考。今年六月我去医院看望他老人家时，他又同我谈起了这个问题。他说：“世界上的文化从大的方面讲只有两类：一是东方文化，一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主张‘天人合一’，西方文化主张征服自然。人们向自然界索取的东西是越来越多，永不满足。自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主张以来，虽然有过很积极的作用，但我以为，时至今日，对此不应过分提倡。因为自然界中的每一种事物都有其生存的道理，不应该通过人为的力量来加速某种事物的消亡。就如同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每一个民族一样，尽管他们的文化、信仰和生活习惯并不相同，但不能因此就剥夺了弱小民族的生存权利。同样，人只能同自然界交朋友，绝不能采用征服的办法。中国虽然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但长期以来，我们却背离了这一思想，过分地强调‘与天斗’，特别是‘大跃进’口号提出以后，全国各地开展大炼钢铁的运动，结果一方面是乱砍滥伐了大批的森林，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森林的大量消亡；另一方面是把老百姓家中的锅和铲子等有用的东西收走，炼出了一块一块无用的铁疙瘩，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自然。还是恩格斯的那句话：‘其实，大自然对人类的每一次错误都给予了报复。’只不过这种报复有时候不是立竿见影，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生罢了。所以，我还是强调要实现三个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内心的和谐。只有搞好了这三个和谐，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看得出，先生在对“天人合一”这一命题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希望它能对整个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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