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儒学的经典《论语》，既然不是孔子亲自写的，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的回忆编集，那就必然包含有其弟子、再传弟子对老师的理解和选择，谁负编辑的责任也就掌握着话语选择的权力。清代学者都相信柳宗元和二程、朱熹的说法，说《论语》是曾子弟子编的，或加上有子弟子编的几条材料。这当然有根据，因为《论语》最晚的材料，是曾子临终遗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非曾子弟子，不能提供这种材料。但是，孔门有德行科、言语科、政事科、文学科等四个科系，一共排列了十个哲人，对这些优秀弟子都称子，显然不是孔子定的名单。而且十哲中没有曾子，能说这是曾子的弟子开的名单吗？因此《论语》第一次编集，应是孔子初死，子贡等四十六人为他在庐墓守丧三年的时候，这一点我们应该相信郑玄等汉儒的说法。四科中德行科是传道统的，德行科中当时还年轻力壮，可以传道统的是仲弓(冉雍)，如郑玄所说，他负这次编辑的责任。这样，中国儒学中的两大学派，一派由仲弓、子夏、荀子通汉儒，一派由曾子、子思、孟子通宋儒，早在《论语》两次最重要的编集中，已经埋下深刻的伏笔。我们所以能够如此提出二千年来没有人发现的这个重大问题，是由于我们不像清以前的人那样崇圣，不去分析圣贤书背后的手脚，也不像民国时人要打倒孔家店，不及分析就去推倒。当代国学是要以现代大国的文化姿态，去如实地清理自己的文化根子。把握世界的文化姿态的不同，必然导致被把握到的世界的不同。

　　第三，是清代只有金石之学而没有考古之学。尤其是近八十年的考古发现，为清代学者所未见，也不断地给民国时候疑古学派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反证。当然疑古对于突破经学中心的积习，解放我们的思想，清理我们的学术有好处，民国学者在以怀疑精神打破旧局面，以中西汇流的方式创立新学科，又在文化价值观发生根本转变和新的材料包括甲骨学、敦煌学的发现中，开拓了百家争胜的新的学术潮流，做了许多前无古人的贡献。但是一些学者疑古过头，疑古成习，对于古史记载，包括司马迁的贡献不够理解和重视。司马迁除了占有大量文献资料以外，还做了很多实地考察，把很多民间的东西写进了《史记》，这样的写作方法有点类似诸子，是历史家中带有诸子气象的一人。比如《史记》为今存的先秦文献中失载的屈原立了一篇《列传》，显示了对中国文学独特的理解和深刻的共鸣，鲁迅还为此称扬《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是一些疑古学者质疑屈原在先秦的存在，根据西方某些理论推导出“屈原否定论”，认为他是后世创造的“箭垛式的人物”。然而，太史公是生活在距离屈原仅150年的人。他不仅阅读了大量后世无法读到的史料和档案资料，而且实地考察过屈原的故乡，在生活节奏极慢的当时，有可能看到屈原曾经住过的房子以及和他有关系的族人邻居。他还到过屈原流放的沅水、湘水流域，到过屈原沉江的汨罗。我们到底相信一个历史学家的这种考察所做出的判断，还是相信两千年后某些学者根据一种外来理论推导出来的看法呢？这是不言而喻的。

　　读书报：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清学的种种不足，现在国学就有了深广的研究空间。

　　杨义：看到所谓“清学三弊”，乃是现代学术创新意识的结果。它不是为了否定前人，而是为了超越前人，在肯定前人的伟大贡献的同时给当代人敞开充分的创造性空间。其实，历史失载的空白远远大于历史记载的文献。有根柢、有思想的学者应该从文献上入手，从空白处运思，发现历史隐藏着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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