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有成就的大学，要有一批名师或大师作支柱，影响校内外。上世纪宋体>50年代中，我进入这所著名大学时，确实是名师云集，盛极一时。但在接连的政治风浪中，他们大都受冲击，或者靠边站，被置于教学阵地之外。30年的风雨沧桑，消磨了大好时光，待到斗转星移、柳暗花明之时，他们多已步入晚年，随之便难免相继谢世。“五四”时代孕育起来的那一群师辈人物，在校园内的身影逐渐消失。大师们的分量是厚重的，如今高楼伫立，人群熙攘，也有人去楼空的感叹。

　　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不少学科和人才，出现断层，青黄不接；人文、社会领域的那些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大师难以再现；真正德艺双馨、德高望重的名师，也不易寻觅。一面在呼唤和争创“世界一流”，一面却短缺名实相符的大师与名师，与海外对话、交流，不免相形见绌。这是当前众多大学里颇显尴尬的一道难题。相关部门有鉴于此，便布置“评选”任务。在名目繁多的“评选”活动中，又增添了“评选名师”一项。原定三年评选一次，后改为每年评选一次，并分“校级”、“市级”、“国家级”，逐级遴选，争相竞逐。积七、八年功夫，“名师”数量已相当可观，还将继续不断地评下去。这样评出的名师，不能说完全没有知名度和可信度，然而，与以往的名师相比较，却有显著的不同点：以往的名师是长期培育、实至名归、水到渠成的结果；如今的名师则要布置任务、分配名额、凑集材料、逐级选拔，有揠苗助长、主观拉拽之嫌。以往的名师多是学生爱戴，校内公认，并对社会有积极影响者，如今的名师却产生于狭窄的“申报”和“评选”的范围，学生多不知晓，社会并无反响。以往名师之“名”，是一种实际的声望，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体现，是教师本人学识素养和人格魅力发生的影响，并不涉及个人利害，更非本人所计较和追逐者；如今的名师却与各种奖励、报酬、待遇挂钩，因而容易成为某些单位或个人追逐的目标。某些申报和评选过程，往往缺乏严格的学术准则和民主程序，缺乏应有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学生本是“名师”的首要评鉴者，却常被忽视在外。有些申报者“当仁不让”，许多诚实谦让者不愿申报。这就难免出现弊端和偏颇。实际上，教师之“名”与未“名”，名师与非名师，都是相对的、变动的，但一经“评选”，列入名单，就反而划上一条界限，把它固定化了，并不真正有利于名师的成长和涌现。

　　蔡元培先生当年最重视学术自由的环境，最重视人的心灵、感情的陶冶。他在北大虽只开设过“美育”一课，但他融合中西教育思想，提出并贯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和一系列现代大学的理念。同时他吸引了众多英才，使他们聚拢在一起，独立地从事学术研究，自由地发表学术见解，充分发挥教书育人的作用，并在学问与道德上要求培养一种完全的人格。这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几十年里人才涌现，名师辈出。蔡元培是我国现代最杰出的教育家，可说是名师中的名师。曾经任过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当他年方26岁，在美国尚未拿到博士文凭时，蔡先生签署的北大教授的聘书便已寄去。尽管胡适在政治上颇受争议，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作用，他的《中国古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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