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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四川文物数量井喷之象 保护问题更显突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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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1:51: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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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我省(包括重庆市)记录了27000多处文物点。如今，第三次文物普查尚未完结，但全省各地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已达56685处，其中新发现达42831处，数量居全国第三——
蓬溪县发现大型明代山寨遗址，会理县发现清三代断案碑，郫县发现明代壁画……每天，这类消息如雪片般飞到四川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去年3月以来，我省各地的“三普”工作陆续进入田野调查阶段。一年多的时间里，新发现多，文物种类更广，成为此次普查最明显的特征。
回顾前两次文物普查，第一次在上世纪50年代，我省没有参加。第二次在上世纪80年代初，3年时间我省普查到27000多处文物点(包括重庆市)。如今，历时5年的第三次文物普查，截至今年6月30日，全省各地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数量为56685处，其中新发现达42831处，数量居全国第三。相比第二次普查成果，这一次的数量呈“井喷式”增长。
“井喷”之象：
“这就是全新的线性文化遗产，不是孤立的一个点，而是形成了一条线”——一条“隐身”于甘洛县大山的古道首露真容；广安普查到新文物点1556处；双流文物数量增长6倍
“三普”展开后，双流县煎茶镇五里村的梅家大院，突然来了十几个挂着工作牌的人，对着房子指指点点。他们有的给房子拍照，有的对着房子画图，还有的测量尺寸。
年近古稀的老住户袁兴国很吃惊：“来这么多人围着房子转干啥？”他不知道，来的是双流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队。
普查队中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朱翠华也很吃惊，“这个院落的保存情况比成都文殊坊片区留下的古院落状况好得多。”朱翠华把记者带到堂屋前的立柱边，指着柱下基石上的浮雕说，“你看这上面雕的荷花、鲤鱼、小孩都清晰可见，雕刻手艺也很上乘。”
看得出这院落是清代中早期建筑，但具体的年代不好判断，袁兴国和其他住户也说不上来。记者看到，整个建筑的木结构依然坚实，几乎每一面墙上都留着当年的雕刻和绘画，堂屋西南角还有一尊保佑平安的石神。“这是典型的民居四合院”，朱翠华很兴奋。
双流县文管所所长李化告诉记者，“全县26个乡镇，如今已普查完三分之二，有时候一下午就能普查到3处新发现，真令人高兴。”
从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50多处文物点，到目前新发现300多处，双流县文物数量增长了6倍。
全省处处捷报频传：泸州新发现文物点1399处，宜宾新发现文物点3096处……特别是广安，原先登记在册的文物点有450处，截至到6月30日，已经确定的新发现文物点1566处，还摸排出新文物点线索2100多处。如果这2100多条线索在今后的田野调查中全部证实，广安的文物数量将增长7倍。
还不止是数量上的“井喷”，新种类的文物更令考古队员兴奋。
“那可不是一处文物，而是一条线的文化遗产！”凉山州博物馆考古队队长唐亮，简直不知该如何对记者解释新发现的清溪道遗址。
唐亮率领凉山州和甘洛县文物普查队徒步考察坪坝乡、海棠镇、蓼坪乡等，竟然发现了一条“隐身”于大山的古道。5天的时间里，队员们背着干粮和普查设备，沿途用GPS定位仪器测量，用数码相机记录，曾经的“南方丝绸之路”逐渐清晰。营房遗址、清代石桥、清代墓葬群、蓼叶坪驿站……走在蜿蜒于三个乡镇的清溪道上，大家的脚步因新发现而轻快起来。
“这就是全新的线性文化遗产，不是孤立的一个点，而是形成了一条线。”唐亮说，尽管这条线上文物点的数量还未统计出来，但重大意义已显，“绝对是首次发现！”“民居、窑址、窖藏……各种形式的都有。”省三普办主任冯潋说，目前新发现的文物大致分为6种，其中古墓葬和古建筑各占总数的35%，古遗址占8%，石刻及石窟寺占10%，近现代史迹占8%，其他种类占4%。
“井喷”之韵：
成都锦江大礼堂属于20世纪文化遗产，“龙抄手”应该列入工业遗产……一系列新概念进入文物普查，文保正从“保文物”到“保文化遗产”转型
为什么这次文物普查中，文物数量会“井喷”？
对记者的这个问题，朱翠华没有直接回答，反而说起了当初参与恢复成都文殊坊古建筑时的情景，“文殊坊片区能保留的老院子只剩5座了，其他的全是仿古建筑。可惜就算有保留价值的，房屋上的雕刻也大都毁损或风化，辨别不出历史的雕刻细节。真遗憾啊！”
随后她言归正传：“以前我们考古，只重视古庙、石刻、古墓，许多值得保护的东西都忽略了。这一次文物普查，则包含一切文化遗物。”老房子等不再被排除在文物之外，文保思路扩展了，这正是引发文物数量“井喷”的关键因素。
在省文物局副局长王琼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了泸县的文物普查资料，一条30多年前青石砌成的渡槽遗迹也进入文保视野。“它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跨度200余米，高10余米，全部用青石垒砌而成，蔚为壮观。这样的渡槽，是泸州十分宝贵的近现代农业水利遗迹。”
20世纪文化遗产、乡土建筑、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水下文化遗产……这一系列新概念，在上一次文物普查中不太清晰，也没有应用。如今，它们的内涵已经被具体化。
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成都锦江大礼堂属于20世纪文化遗产，“龙抄手”应该列入工业遗产的范围，岳池罗渡民居归为乡土建筑，茶马古道当属文化景观……新概念的指导下，那些以前忽视的宅第民居、店铺作坊、池塘井泉，以及工业建筑、金融商贸建筑、水利设施、交通设施等等，均进入了普查范围，成为受保护的文化遗产中的一员。
我省各市州还结合当地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因素，相继拟订出各具特色的专题调查项目。其中，凉山州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联手，打算调查凉山大石墓、凉山古道遗迹、会理县明清民居、安宁河流域古代文化遗存等诸多专题；泸州市拟调查泸州崖墓、明清时期桥梁、护国战争遗迹、白酒窖池等……地震后，绵阳市、广元市又迅速拟订了“5·12”汶川特大地震遗址调查。
王琼说：“当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正经历从‘保文物’到‘保文化遗产’的历史性转型，要保护的对象和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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