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说:“任老是第一位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周密地，系统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术大师。自古至今，研究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者、文人、骚客成千上万，但是，满足上述五个‘形容词’的大师级的学者，恐怕就只有任老。”“任老广泛涉猎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各领域。他所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奠基作。我写过一篇文章《我国哲学史上的光辉思想——唯物主义的“元气”学说》，其实是学习任老这一著作后的‘心得’。”

　　学者们指出，1955年至1962年，任继愈先生陆续发表的《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文章，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研究中国的佛教思想，其视野之广阔，分析之深刻，为开辟我国宗教学研究的新方向提供了出色的范例。该研究不仅得到毛泽东“凤毛麟角”的赞誉，还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进入新时期后，任继愈先生努力搭建宗教学研究的基本架构，确立研究重点的起始方向，主持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宗教词典》、《道藏提要》等专门工具书和《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等重要典籍，上马了《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等大型集体攻关项目，创办了我国首份宗教学术期刊《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资料》(1996年改版为《世界宗教文化》)，积极翻译引进国外宗教研究学术成果，持续加强专业图书文献收集和整理工作，发起成立了“中国无神论学会”、“中国宗教学学会”(1988年更名为“中国宗教学会”)并亲任理事长、会长，使宗教学研究从冷门学科蔚成显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特别是无神论世界观的研究和传播。

　　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张新鹰动情地说，1983年至1997年，任先生主持编纂完成了一亿多字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他还主编了规模达150卷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担任规模达7—8亿字的《中华大典》的总主编，担任重新校订出版《二十四史》的总主编。特别是2007年，已91岁的任先生启动了预计达2.6亿字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工作，并且每周一四都前往编委会办公室，督促检查编纂工作的进展情况。就在一个多月前的6月1日，任先生还在病床上签署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编纂出版合同。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申说，十年动乱刚结束，任继愈先生就开始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力求真实地再现中华民族认识发展的进程。在准备这部著作的时候，任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个新的划时代的发现，就是:儒教是古代中国的国教。他发表了《儒家和儒教》、《论儒教的形成》、《儒教的再评价》、《朱熹与宗教》等一系列论文，阐述了儒教的性质和教义、发生发展和组织结构等，完成了“儒教是教说”的理论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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