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学术上的楷模。学界通常都称他为任公，我也一直以任公称他，以示对他的敬爱和尊重。他的离去给我国学术界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在这悲痛的日子里，追忆任公一生开拓奋斗的历程、总结任公的卓越贡献和阐扬任公的崇高品质，当是我们对任公最好的缅怀与纪念。宋体>

不断开拓奋斗的生命历程

　　任公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34年—193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先生选择哲学专业的缘由，曾向友人说过，我也亲耳听他说过，是想寻根究底地探索人生和宇宙的终极性问题。他“感到学哲学是个严肃的事业，要全力以赴，认真对待，不能了草马虎。”（《石峻文存·序》，华夏出版社，2006年10月版）当时北大哲学系注重中、西哲学史及佛教哲学研究，受这种学风熏陶，任公的学术兴趣也偏重于中、外哲学史和佛学。在读大学二年级时，任公和他的同窗石峻就曾打算合作翻译一本英文版讲康德的小册子。三年级读完，抗日战争开始，北平沦陷，北大、清华和南开成立临时联合大学。任公从山东到湖南长沙报到。后参加“步行团”，从长沙奔赴昆明。历经半年，步行三千里，途经湘、黔、滇三省，沿途所见千里赤贫、民间疾苦，感悟良多，此时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不能脱离中国苦难的下层平民孤立地去探索人生的终极目标和宇宙的终极本原，于是他放弃了西方哲学，转为专攻中国哲学，包括中国化的佛教哲学。正如他在《我的追求》中回忆的：“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上世纪50年代，任公发表的佛教论文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注意，毛主席用“凤毛麟角”来评价他的文章。1959年毛主席找任公谈话，了解宗教研究情况，强调应当加强对宗教的研究。1964年任公受命筹建我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是中国宗教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自此，任公由学者转换为学术研究机构的学者型领导，并拓展研究领域，负责全面领导中国宗教学、世界宗教、中国宗教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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