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人对别的文明成果的“偷窃”,《偷窃历史》采取了一种清晰的支持东方立场,将布罗代尔、韦伯等人对西方文明的认真研究都笼统地以欧洲中心主义一棍子打死,也难免把自己推上了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
凌 越
《偷窃历史》
[英]杰克·古迪著
张正萍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年3月第一版
436页,48.00元
法国政治思想史家菲利普·尼摩在其著作《什么是西方》中文版后记中,以一种略带歉意的口吻谈到,他的书“完全没有把远东文明纳入其问题体系中。这是一个严重的空白”。造成这个空白的原因则是:“当我写这本书时,我对亚洲一无所知。”事实上,尼摩是在这本书稿交付给出版商几天后,才做了第一次日本之行,那已经是2004年8月了。自那以后,由于对远东极感兴趣,尼摩又十数次来到日本、韩国和中国。他直率地谈到他的观感:“我确实惊叹,不过首先是惊奇于我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一些井井有条的、都市化的发达社会,从许多方面看都是‘西方’社会,甚至比西方自己更‘西方’的社会。”他给远东的这些“西方”社会所加的引号,充分体现出西方学者面对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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