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都能脱口而出的“正确”结论，学者和学术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学者和学术的目的不正是要厘清事实和探求现象后面的原因吗？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中，区分了语文性历史家和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语文性历史所提供的实际上是文献而不是历史，而真正的历史学家是要解决关键问题，在此意义上古迪所批评的那些学者恐怕都要归入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范畴，因为他们都怀有一种古迪一再批评和讥讽过的“目的论”，比如他们都在殚精竭虑地寻找资本主义起源的原因，或者是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等等有价值的问题，甚至冒着被人攻击为“欧洲中心主义者”的危险。不偏不倚，完全客观的历史早就被证明是不存在的，对于这种历史的强调实质上是在取消有益的分类甚至取消意义本身。对于李约瑟难题对于资本主义为何起源于欧洲，可能的答案通常都是极其复杂的，哪一种变量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哪一种变量只是流于皮毛，甚至不幸堕入欧洲中心论的泥潭，都需要扎实的研究，但无论如何都要比取消问题的“政治正确”更有勇气，在道德上最终也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古迪和他所批评的众多学者其实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上，我必须要说，我更喜欢他所批评的学者的出发点和问题意识，而不是他的。
悖论是，《偷窃历史》这一书名本身，却透露出某种奇怪的羞耻感——对于西方人对别的文明成果的运用，这是否隐含着某种更深层的西方中心思想呢？人类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地发展的，所有文明对于科技的运用，笼统地说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人们大可不必为了奇怪的自尊心而羞羞答答，当然使用当代的科技得预先付上知识产权的费用。综观历史，数次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都说明了人们对于知识的自然渴求。从公元六世纪开始，在汹涌而至的野蛮民族冲击下，欧洲陷入大混乱，物质生活全面倒退，学术文化火炬熄灭，进入长达五百年的黑暗时期。可是新生的阿拉伯帝国则在多位开明君主推动下，张开双臂接受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大量典籍从叙利亚文与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另一次翻译运动则是十二世纪从阿拉伯文的希腊典籍转译到西欧文字，其出发点是1085年基督教王国从伊斯兰教徒手中收复西班牙半岛中部的重镇托莱多。说来奇怪，此前在罗马帝国时代，希腊典籍绝少被翻译成拉丁文，也就是说直到十二世纪，现在认为自己是古希腊真正传人的西欧，才首次看到他们将来紧紧拥抱的古希腊遗产。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明治维新、五四运动推动下，日本和中国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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