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约瑟难题，陈方正新近出版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谈得更为透彻，可能也更明显带有欧洲中心论倾向。可是它的作者是一位中国人，我不知道古迪该怎样评判。这本书对中国科技传统的批评更为激烈，但是其论证的功夫却也更为缜密和令人信服。陈方正首先指出，李约瑟将中国应用技术的领先等同于科学是一个错误。中国古代科技确实有灿烂的过去，可是为什么这些发明没有在它的发明国中国催生出科学革命？这个问题显然更值得深究，而不是仅仅借此和西方科学传统一较长短。其次，对于李约瑟把“李约瑟难题”归咎于社会经济等外在因素，陈方正也提出批评，它虽然承认宗教和社会因素“有可能从不同方面对于科学革命发生实际的推动和激发作用”，但“问题是，它们由于本质所限，都只能依赖相当间接，属于提示性的论据，而不可能得到确切证明，至于其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就更难以衡量”。由此很自然可以推导到第三个观点，即西方科学固然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比如伊斯兰科学以及印度、中国古代科学的某些因素，但是它自身是有自己的规律和传统的，这规律其实就蕴含在古代希腊数理传统中——一种科学解释与数学证明的普遍观念。

　　《继承与叛逆》的基本观点看来也难逃古迪欧洲中心论的责难，可是在我看来，在严肃地思考和尽量严谨地论证下得出的偏激理论，也要比一本时刻打量自己是否“政治正确”的书要有意义得多。

　　在《偷窃历史》中，古迪还花了不少篇幅批评了社会人类学家埃利亚斯对于“文明”的“盗窃”，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于“资本主义”的“盗窃”，他顺便批评的学者更多，比如韦伯有关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产生的影响，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观点都遭到古迪的批评，原因都是他极为敏感和讨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而他时常举出的例证有时候却让人忍俊不禁，比如在批评埃利亚斯有关文明的进程时，他举出的证据是中国人用手纸比欧洲早了一千年，另外十九世纪波斯的伊斯法罕有二百七十三个澡堂，当时的伦敦则一个也没有，这些是事实，但却不能以此来证明东方人比西方人更为文明，它们都是太小的局部的例证，根本没有办法证明那样一个庞大的问题。另外，古迪对于所有这些学者认真的研究都笼统地以欧洲中心主义一棍子打死（对这些问题，他几乎从未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也难免把自己推上了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什么都是难以分类和比较的，什么情况都是可能出现的。面对这样一个常识性的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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