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大学的论述中，古迪又把矛头指向欧洲从十二世纪建立起来的大学制度，“它被看作从根本上区别于欧洲原先的机构和同一时期非欧洲机构”。但是在我看到一些书籍资料中，没有人对是否欧洲人首创了比较现代的大学制度感兴趣，而是对于大学是欧洲近现代学术摇篮这一事实进行研究，并集中分析它在形成西方的学术传统上起到了哪些具体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以科学家为例，从中古科学兴起到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由大学培养出来，更有相当部分是在大学工作，在此意义上研究大学对西方学术发展的意义恐怕要比讨论谁最先创立了大学更有意义。古迪列举出的反证是近东拜占庭的巴德斯大学，它的创立要比西方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早两三百年的时间，可是我们依然可以用古迪惯用的含混立场提及柏拉图的学园、亚历山大学宫、巴格达智慧宫等更为古老的学术机构，甚至古代中国的太学和书院，它们都要比巴德斯大学古老得多。可是无论在体制上还是理念上，欧洲十二世纪出现的大学确实和所有这些学术机构有很大不同。在体制上，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早期欧洲大学在创立之初并不是基于某个学者或是君主的意愿，根据某个特殊的理念建构起来，而是在特殊社会环境下自然形成和发展的事物，根本没有预先制订的计划和构想。这说明，它首先是对应于社会文化中某种深层的强大需要而出现的。另一方面，这些大学的发展几乎是一部抗争史，抗争所指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市民、教会、国王等等。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这些大学就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了相对于国家和教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教育学术机构。

　　在《偷窃历史》中，古迪集中批判了三位著名学者李约瑟、埃利亚斯和布罗代尔，指责他们的研究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老实说，当我看到批评对象里有李约瑟时，还是颇为惊讶。李约瑟穷几十年光阴撰写的皇皇巨著《中国科技史》，就是为了要证明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科技是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但他竟被古迪批评为欧洲中心主义者。对于中国科技后来被西方超越的“难题”，李约瑟解释为东西方社会经济体制差异，古迪或是借助别的学者之口或是用自己略带讥讽的转述语调武断地予以反驳。最后对于李约瑟欧洲中心倾向的证据收集则颇有“欲加之罪”的味道：“李约瑟避免诉诸通常所理解的那种‘种族主义’倾向，但他的历史观往往受到文化趋势遗传倾向的影响。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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