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任公被任命为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成为文化部门对于中国图书保护、抢救、使用、建设、交流等工作的总负责人。此后，他的学术重点又一次转型，把集中精力整理中华传统典籍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作出了重大贡献。

　　回顾任公一生的奋斗历程，可以看出一条主导性的红线：为国家的需要而学习，为国家的需要而工作，为国家的需要而拓展专业，为国家的需要而努力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四项重大贡献

　　综观任公一生的业绩，其重大贡献有学术和文化事业两个方面，而学术方面的贡献主要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宗教两大领域，文化事业方面的贡献则是组织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和领导国家图书馆。

　　推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中国哲学涉及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传统人文学科的思想核心。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哲学是任公学术研究的中心，用力甚勤。他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主导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的范本，并作为大学生的优秀教材，而荣获教育部特等奖。任公的中国哲学专著，如四译《老子》、《墨子与墨家》和《韩非》等，影响深远。任公重视儒、佛、道三教哲学思想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他开创性的中国佛教哲学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的内涵，扩展了中国哲学史的教学范围。任公还长期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促进了全国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展开和中国哲学史学者队伍的成长壮大。我还想强调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史学会刊物《中国哲学史研究》曾一度面临诸多困难，刊号随时可能被撤消。为此，任公亲自到国家新闻出版署说明解释，力争使刊物得以保留至今。不仅如此，任公还帮助解决了刊物极其棘手的经费和编辑人员等问题，使刊物得以生存下来，且质量和品位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称赞。刊物是学术团体的灵魂。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要长期坚持主办刊物，殊属不易。任公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繁荣，贡献是巨大的。

　　开创宗教研究的新局面。任公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长达20多年，是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开拓者、组织者和推动者。他的贡献，首先是大力提倡和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即以存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为指导，展开宗教研究。这种以理性精神为主导的宗教学术研究，既非信仰主义研究路向，也非虚无主义研究路向，而是开辟了中国宗教研究的新道路、新方向和新天地，影响至为深远。其次，提供了研究佛教、道教的思想和历史的学术成果，如任公的专著《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词典》、《宗教大辞典》以及《佛教大辞典》等，这些成果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再次，任公十分重视培养宗教学研究人才。他有组织地通过招收研究生、办正规学习班、举办学术研讨会以及创办《世界宗教研究》等途径和方式，扎扎实实地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宗教学研究人才。此外，他提出和强调的“儒教是宗教”的命题，成一家之言，影响很大。关于这个论断，虽然颇有争议，但对于推动深入地研究和把握儒家学说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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