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典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研究、了解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都离不开典籍。据我所知，任公在平时研究中最为重视的，一是资料，二是观点。如前所说，他对传统文化典籍高度关注和重视，把传统文化典籍的保护、发掘、抢救、整理、出版，作为自己的重要历史使命。他先后组织领导乃至亲自主持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大型文化工程，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料的整理，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正如国家图书馆的《任继愈先生生平》介绍中所说：“任继愈先生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名誉馆长期间，牢牢把握国家图书馆的办馆方针和发展方向，积极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基础业务工作和读者服务工作、国家图书馆新馆及数字图书馆建设、国内外图书馆交流与合作、文献保护与抢救等工作，使国家图书馆迈入了世界图书馆先进行列，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值得学习的崇高品质

　　任公一生取得的业绩、成就，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崇高品质为内在精神动力的。任公的崇高品质主要表现在勤奋、严谨、敬业和爱国。

　　勤奋。任公治学的勤奋，在学界是出了名的。任公生前好友杨宪邦教授多次对我说起，任公治学特别勤奋。他说，上世纪60年代在中央党校编《中国哲学史》的那段日子里,任公总是很早就起床工作，一直干到晚上11时才休息。据我所知，老一辈学者中，季老（羡林）和任公都是凌晨4时多就起床看书、研究、写作。当多数人8时上班，他们两位已工作3个小时了。有些人可能还没注意到，任公晚年右眼视网膜脱落，几近失明，只得靠左眼看书，但他仍以坚强的毅力，坚持每天照常学习、研究或工作。任公说：“怠为万恶之源，对我们读书人来说，更是关键。”他的学术成就是焚膏继晷，不分寒暑，长年苦读，潜心研究的结果。

　　严谨。任公治学以严谨著称，他的严谨包含着丰富内涵：一是他说：“学问是很严谨的，写一本书要看对社会有没有用，经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世间没有纯学术的社会科学，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的学问是假学问。”这是说，写书、做学问的严谨首先是要满足社会的需要，对社会有益。二是他平时还一再强调，在学术上要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三是“有一点可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说别人的话，我反对跟着凑热闹。”（任公语）这是说，严谨要求保持学术研究的真心，真诚。四是严谨还要求反思已有成果，不断修正自己的论点。自1956年至2006年半个世纪间，任公先后撰写过《老子》的四个译本——《老子今译》、《老子新译》、《老子全译》和《老子绎读》。为什么呢？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任公经过不断的思考、研究，对《老子》的哲学性质产生了新的论断，就在《老子今译》后，撰写了《老子新译》。另一方面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发现帛书《老子》甲、乙本，1993年湖北荆门市沙洋区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竹简《老子》甲、乙、丙本。根据新出土的这两种本子，任公及时对照通行本《老子》，又分别撰写出《全译》和《绎读》两个译本。这是任公严谨治学的一个突出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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