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到1966年是整理工作的第二阶段，由于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与支持，点校“二十四史”成了当时学术界倾注全力的一项工程。在全国范围内调集老专家，具体参与的有陈垣、白寿彝、王仲荦、唐长孺、陈述、傅乐焕、翁独健、郑天挺等数十人，可以说六十年代前期国内最优秀的一批学者都参与了此项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专家们被安排集中住在北京的中华书局，全力展开工作，在人员配置、工作条件、图书资料调拨等方面都得到国家各方面的全力配合和支持。“文革”开始后，整理工作陷入停顿。等到七十年代初根据周总理指示重新开始整理时，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分工也作了调整。这是第三阶段。原先已经开展工作的《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及《宋史》转由上海地区的高校承担，复旦负责《旧唐书》、《旧五代史》，华东师大负责《新唐书》、《新五代史》，上师大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负责《宋史》。其中也有交叉，比如历史地理部分多由复旦史地所负责，天文历法部分另有专家参与。
当年复旦负责的部分，后来似乎受到学界很多批评，包括对底本选择的质疑。
陈尚君：的确有很多批评，这里面有一些原因和误解，可以作一些澄清与解释。首先，从北京转到上海就引起了不少问题。由于负责单位的调整，其学术和人事上的接续、协调都不顺畅。比如《旧唐书》之前在北京由陈乃乾初点，后来又转由中山大学的刘节继续，但总体来说之前的工作较为有限。新旧《五代史》最初由陈垣先生与他的两位学生刘乃和、柴德赓合作点校，工作已经有序展开。“文革”开始后情况即发生变化，1967年中华书局多次派人到陈家索取两史资料，说要另外遴选人整理，人选未定，引起一些不快。1971年重新启动点校不久，陈垣先生去世，这部分工作也转到上海了。
对《旧唐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底本的选择。据我了解，复旦最初的整理是以百衲本为底本，当年的工作本还在我手里，全部用朱笔点在原书上，已经标点过半，连付排时的空行、退格标记也都做了。怎么改用岑氏惧盈斋本作为底本的，具体过程还有待调查，估计是与中华书局负责全史点校者的意见有关。从近年出版的《陈乃乾文集》、《赵守俨文存》来看，中华书局为二十四史点校出力甚多的陈、赵二位先生，对岑建功《旧唐书校勘记》都有很高的评价，赵先生1988年还曾发表《扬州学派的重要校勘成果——〈旧唐书校勘记〉》长文予以介绍。我想，底本的改变是与他们的意见有关的（陈1971年去世，没有参与第三阶段工作）。复旦因为要服从工作总体规划，只好把过去的工作全部推倒重来，用惧盈斋本作为底本重新校点。这个过程是过去外界不太了解的。《旧唐书》由于历史上不太受重视，版本上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小，现在保存的南宋绍兴浙本残本到明代的闻人本，都是在一个版本系统中，而百衲本《旧唐书》则是根据宋浙本残卷配以闻人本影印。改换底本的考虑，可能是因为宋、明本版刻误字较多，当时认为惧盈斋本在校勘上是花了力气的，便于利用清人的成绩，也减少因版刻误字而出校勘记的数量。现在学者经过对《旧唐书》文本的比较，认为岑氏惧盈斋本并没有充分吸取《旧唐书校勘记》的成果，倒是沿袭了殿本的许多错误，如此看来，用岑本做底本就值得斟酌了。就当年的工作来说，对底本的要求远没有现在这样严格规范，比如《汉书》是用《汉书补注》作底本，现在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各本均有利弊，选择也各有成立的理由。我们可以说，当时学者对底本的认识远没有现在深刻，近人也没有必要以现代学术达到的精密度来要求前贤。此次修订在底本选择上，在充分吸收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几经斟酌，改用百衲本。
二、校勘记部分太略，有些校勘记出的不太适当，例如《旧唐书·李白传》李白山东人一条。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批评的比较多，前年在北京香山饭店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充分的讨论，中华书局的一些老编辑如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先生和当年参加整理工作的陈允吉先生等都作了发言，澄清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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