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本身情况比较特殊，它是“二十四史”里唯一一部辑佚书，并非原本，是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馆臣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对《旧五代史》的研究在六十年代之前无疑是陈垣先生贡献最大。他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总结出清人因民族原因有意删改薛史原文的十类情形，删改的地方主要是为防止和消灭汉人的民族思想。他早年还有以《册府元龟》校勘《旧五代史》的计划。六十年代初，他接手整理《旧五代史》时，曾有一个初步计划，其中谈到六点，包括引书卷数问题、附注问题、卷末考证问题、刘本多误问题、译名问题、补辑问题，但没有谈讳改问题。他的研究水平很高，但个人研究和文本整理不是一回事，在旧本基础上整理和据现有文献重新辑录也不是一回事。我想，陈垣先生无疑对此是有清晰认识的。陈垣先生的整理稿，后来转到复旦供点校时候参考，但目前原稿已经找不到了，当时整理的校勘长编保存下来的也很少，所以我们对于《旧五代史》点校前后的情况知道不多。清人辑本的篡改处讳改与否，复旦整理组的意见与陈垣先生的看法是否有差别，至少现在还没有反证的材料。几年前我做了新辑本，更确认此一问题的复杂性：《册府元龟》所录包括五代实录和《旧五代史》，存文也无法覆盖全部的清辑本，对清人的讳改只能改回一部分，无法全部完成。当年采用一律不回改，是明智的选择，本次修订也将延续旧例，请学者理解。对于至于清人的辑录不完整处，当年本系胡裕树先生做过补辑，但没有采用，原稿也不知道是否还在。

　　您治《旧五代史》的成就有目共睹，此次负责修订《旧五代史》，会采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吗？

　　陈尚君：学界通行的权威文本的整理和个人学术研究不是一件事。我个人做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是一个新的辑本，我的努力在几个方面很有收获，一是佚文的辑录较清人完备，二是史文的校订比清人精致，三是对五代实录的网罗大体周备，四是对史实的追索更为翔实。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工作。现在说二十四史是乾隆皇帝认定的文本，因此本次修订《旧五代史》，只能在清辑本基础上展开。具体说，有关清人篡改的文字，一般都不作回改；凡涉及《永乐大典》今本尚存的，在校记中会有适当的交代，但尽量不改动原文。清辑本误辑、漏辑的文字情况比较多，我们会作适当的校订，在校勘记中有所说明。

　　当年整理“二十四史”是举全国之力，集中了所有的顶尖学者，资源使用上也有极大的自由。现在修订在人力物力上还能达到当年的盛况吗？

　　陈尚君：现在有很多条件的确不如当年。当时这是政治任务，可以压倒一切，当时抽调的都是各个断代史最权威的专家组成班子，大家可以抛下一切本职工作，全力以赴投入，国家可以动员一切资源满足研究所需的各种条件。以复旦的工作为例，当时可以从北图把善本、胶片直接调来复旦放在办公室里看，学校把现在相辉堂旁边的300号专门拨出来供点校组使用，从事整理工作的有将近二十人，大多是资深教授。坦率地说，这次修订学术目标比当年要高，但人力、物力投入却不如当年。首先很难动员到人，我们都要上课，要带研究生，科研压力也很大，还有各种应酬，要抽出一半的精力都不容易做到。复旦已经是很支持我的工作，专门给我配了两个助手，有几间办公室可以展开工作，其他各校的条件往往还不如我们。其次，总体投入的经费较为有限，应该说目前整个修订工程从国家获得的经费与二十四史在古代文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相比是不相称的，整个项目获得的经费只有清史工程的几十分之一，比方《史记》的修订经费，还不到二十万。可以说“二十四史”点校，三十年前是一项压倒一切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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