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视野宽一点，就会发现“国学”的此种困境并不独特，西方的经典哲学、文学和美学都遭遇过：从20世纪开始，大众文化的兴起扩大了知识传播的范围，也被指责为再难提供具有心灵震撼力的、深度而永恒的“体验”。古典主义的韵味悠长、意境幽远和个性独特，在走进当代之后，日益被解构成短暂性、平面化和时尚化。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尔斯说：“人们草草地阅读，追求简短的东西，但不是那种能引起反思的东西，而是那种快速告诉人们消息而又马上被遗忘的东西。”
这是知识走下神坛的代价。著名的“学术超女”于丹说：“如果我们不做通俗的讲解，如果我们不站在今天的生活坐标去还原古典，难道我们要普通大众去捧着论语原来的读本去阅读吗？”此言不虚，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学术的标准也在多元化，不能说处庙堂之上就是真学问，接近社会大众就是假学问或没学问。走向社会大众，除了书本上的知识和学问，还需要联系实际、融会贯通的另外一功，需要公共性与知识性的平衡与结合。尤其是，如果考虑到中国60%的电视观众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在大众传播中强调“国学”的原汁原味显然更是不现实的。
钱穆在《国学概论》中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他一定不会料到“国学”今天的大热，只是“国学”也不再是先生当年所授之学，而是日益分裂成硬币的两面：寂寥书斋中的“国学”厚重而又艰深，是钱钟书先生所谓“二三素心人”的专利，肩负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重担；而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国学”，又的确需要简单通俗、寓教于乐，让观众开心。这两面看似撕裂，但并存不悖。为什么不把书斋的归于书斋，大众的归于大众？让“国学”在两者交融与互补中继续向前。考虑到这些，对《开心学国学》这样的节目，不妨指责少一些，包容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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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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