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是王夫之史学著作的主体内容，他的《读通鉴论》、《宋论》、《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等著作都可归入此类。王夫之的史论，注重从整体上对中国史进行研究，旨在追寻历史的根源，而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采用如辨伪、考证、综合与归纳等传统方法之外，还广泛采用了移情、心理、心态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将历史环境与历史人物意境结合考察的方法，大大突破了传统史论的一般方法。

　　明亡清兴的历史教训，使王夫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时代感与使命感，他也因此将治史的目的定为济世救国、经世致用。他在完成《读通鉴论》后，对自己的写作目的与方法有一个剖析，“编中所论，推本得失之原。”“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而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κ之者也。”(《读通鉴论·叙论四》第956页，中华书局1975年)历史研究的关键在于“推本得失之原”与“获得救失”。这也是王夫之本人研究历史的目的。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卷六）王夫之要寻找“得失之原”，要明白为什么会“得”，“得”于何处？为什么又“失”，“失”在何方？又怎样去“获得”，还要如何去“救失”？这是王夫之史论比一般就事论事的史论高出一筹的地方，也是其超越传统史学的地方。

　　在《读通鉴论·叙论末》中，王夫之对自己史论的写作有过一个总体概述：“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道无方，而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读通鉴论·叙论四》第956页)“道无方，而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是说自己写作史论，按照有方有体的原则进行，也就是要使所论述的问题按照自己所设置的“方”与“体”来“位物”与“成事”。“体”与“方”是王夫之的一种整体认识，或许是某种规律、趋势，或许是自我设置的某种原则规矩，使万事万物在他所设置的总体认识之下运动，成为一个有系统有联系有内在因果关系的统一体。这里的“道”，是王夫之所要表述的最高认识，没有任何具体规范，某些地方是道德，某些地方可能指道理、事理或情理，某些地方可能指的是规律与趋势，某些地方可能指的是一种正确的认识……在“道”的总体精神规划下，王夫之设置自己的“体”与“方”，使历史上的万事万物成为有规矩成方圆的整体。

　　以“协而一之”为基础，用统一协调与整体观来看待历史，然后则“引而伸之，浚而求之，博而证之”，这是王夫之史论的重要特征。这里的“协而一之”是对看起来杂乱无章的历史统一协调，从整体上加以认识，充分体现了王夫之史论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全面性。

　　王夫之的整体性是用统一的理论来衡量与分析历史，从整个历史的长河中看待单个的历史事件、历史制度……将不同或相近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作为一部完整的历史从宏观与整体上评述与审视历史。如《黄书》与《噩梦》二文，不足三万字，却涉及整个明王朝的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司法等内容。正如他自己所说，为了“述过事之失”，就要全面认识明王朝，分析明王朝，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