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这个带有点“民族主义”色彩的词汇，始行于清末民初。说来可笑，它却“是外来语，并非国产”货（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开篇就说到这一点）。它来自日本，江户时期日本学者将受清朴学影响发展起来的日本文献研究称之为“国学”。明治维新后，西学在日本走红的同时，这种学问再度兴起，与西学争辉，引起中国留学生和学人的关注。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办了《国学报》，章太炎在日本时也以传播国学为己任，开办“国学讲习会”，鲁迅、钱玄同都是他的入室弟子。我们从鲁迅文章中还可以感觉到作者在裁量人物、评骘史事时受老师影响的痕迹。辛亥之后，太炎先生在苏州创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开坛授课，广收弟子，培养许多国学研究的人才。他的《国故论衡》很有影响，太炎先生被尊为“国学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章太炎主张的“国学”是其所主张“排满”革命的一部分，他强调用“国粹来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所说的“国粹”就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等。太炎在经学上属于“古文学派”，主张“六经皆史说”。他的“国学”是告诉国人当以自己的历史为自豪。与其对立的今文学派则是把孔子视为“素王”（没有王位的圣王），把经学看作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政治学。章太炎在《癸卯狱中自记》中指出“国学不振”有三个原因，除了“新学”（即西学）外，还有“常州学派”（清代中叶复活的“今文学派”）和康有为的把“今文学派”推到极端的“公羊说”。所以我以为太炎的国学的政治性只是鼓舞国人的爱国热忱。而康有为就不同了。他按照“公羊学”中“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和根据《礼记·礼运》篇中对原始族群生活（大同）的记忆而设计了中国改革方案，要把两千多年前的社会文明搬入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来，这是非常有害的。因此章太炎与康有为论战，不仅是革命与改良之争，也包含了究竟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问题。

清亡之后，这两种“政治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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