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建立，思想控制的解体，各种新异的思潮涌入。而统治者认为“治理中国之永久之政策，舍专制必无适宜之政体”（《尚贤堂纪事》第六期），这虽是美国人李佳白的话，却颇合乎当时统治者的口味，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这些死把住权力不放的统治者面对许多新说，但还是觉得老思想熟悉而且可靠。鲁迅小说《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就是此类，他们或明或暗地向当局贡献条陈，于是《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恭拟全国人民合词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一类的东西出笼了，令人啼笑皆非。虽然这些帮闲在鲁迅的笔下有点漫画化，但是像现实中遗老孙雄（师郑）写《读经救国论》，康圣人为“辫帅”张勋草拟治国方案，以及章士钊先生本人的表演，其肉麻程度与这些人相去有多远？

是不是“五四”以后就是割断历史，弃“国学”于不讲呢？我看不是。像鲁迅曾激愤地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然而他不是也写作了《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吗（有人认为“国学”只是指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儒学、诸子学、史学，不应包括文学。其实国学的经典著作章太炎的《国故论衡》的中卷就是《文学总论》。）？胡适也倡导整理国故。这些“五四”反传统的骁将都是把传统文化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的。他们不是以古人的价值观为自己的价值观，更不是把它当作“应帝王术”去推销。而是用新方法、新的眼光和科学精神去重新研究。在这种风气影响下，许多高等院校成立了国学系或国学研究院。此时的国学不仅不与新学对立，而且借助了西方传入的新方法。许多国学家还是饱学的欧美留学生。陈寅恪先生就是一个典型。

这时的国学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国学了。刘半农就讲国学“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至少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我们研究文学，决然不再作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仓圣前去跪倒；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非科学的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做起居注，更决然不至于因此而迷信帝王、而拖大辫子、而闹复辟！总而言之，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敦煌掇琐叙目·叙》）。这样的“新国学”可以分散到文学研究、历史研究、考古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法学、政治学等等许许多多的科目之中去，不必非要以“国学”相标榜。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在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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