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楞伽山，有个楞伽寺，庙里的墙壁上，就题满了诗。大概都是歪诗。终于有一天，有人看不下去了，在墙上找了个空白地方，愤然写道：“多时不见诗人面，一见诗人丈二长，不是诗人丈二长，缘何放屁在高墙。”
后面还有跟帖：“放屁在高墙，高墙应轰倒，及至那边看，那边抵住了。”
其实到了明朝，印刷业已经比较发达了，而且科举八股文取士，诗词歌赋成了末技，用《儒林外史》里的话说，看见风花雪月字样，被后生们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了心术。”也有长年中不了举的，改行去做名士，西湖边上聚集了一帮风雅诗伯，每天开诗会，刻诗选，写出来的诗吧，用书中一位上进后生的观感：平日读唐诗，文理深奥，看不懂。这个时人的诗呢，他这识不了几个字的，一看也就懂了大半。顿时高兴得眉花眼笑，手舞足蹈。
所以可以理解对“放屁在高墙”的愤怒了。读书人的诗歌创作水准普遍下降，下降得不是一点点，这种情况下，题壁的风气竟然还能盛行，只能说是一种荒诞的反弹。有点类似于今天，耐心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书倒是越出版越多。纸张成了现代人最爱浪费的资源之一。虽然网络上也可以占据空间，来装载口水，但毕竟不如纸张那样直接，有良好手感。说起来，明朝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当代的一个时代。
在特别强调一本正经的年代，讽刺和笑话就会大行其道。而在举国上下生活态度都不端正不靠谱的年代，当官的诗酒趁年华，为民的配对快活三郎和快活三娘，反而产生出真正的严肃庄美。即使是风流韵事里，都有着诗性的闪光。
所以同样是诗词题壁，在唐宋，是佳话多，而在明朝，就是笑话多——时代需要看笑话，诗歌也只能为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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