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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生活
我最有感情的是产业工人,却一直没有写
我对产业工人是最有感情的,这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块宝藏,一直没有开发,也不敢开发。
我自己在梳理写作与生活关系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甚至是无法解决的。比如说,我真正最有感情的,也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块宝藏,一直没有开发,也不敢开发。一般来说,作家对什么最有感情就写什么,我对产业工人是最有感情的,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工人,我自小生活在工厂区域,从小就是在工人群中长大的,小时候吃饭都要到工厂里面去,我母亲在车间的时候,我就要到车间里去吃饭,在水泥厂的那些粉尘当中吃饭,但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写过一个表现产业工人的故事。
还有一点,从小时候到前几年,我觉得我始终生活在底层中,生活在非常市井化的环境里,所以我很熟悉市民的生活场景。我写《妻妾成群》的时候,是住在南京一个破楼里,是解放前就有的房子,这个破楼的周围有很多1970年代下放到苏北、1980年代回城的人搭的窝棚,这些回城的人员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职业,都是铁匠,所以我每天都是在“丁丁当当”的声音当中写作,但是,我也没有写这些故事。
后来我搬到另外一个居民小区,这个小区住了很多的回民,我记得我在这个小区住了近10年,到了第6年,邻居才知道这个人是写小说的,因为他看了《扬子晚报》,上面有一张苏童的照片,他指着我说,你就是苏童?以前我天天经过的时候,他们的印象是这个男人挺有力气的,因为我负责买米,一买就是20斤,我会提着米从这里走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这个作家的生活跟窗外的世界确实是分开的。
文学与生命
对我来说,文学是救生船
文学对很多人来说是渡船,过了河就没用了。但对我来说,文学是救生船。
现在仔细一想,写作这个行当,真的像一种交通工具,像一艘船,对很多人来说,她像一个渡船,他渡过河对岸,船就没有用了,他就不搭这个船了。
大家知道,文学现在影响甚微,甚至有点边缘,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原的某几个省,文学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福祉?你只要在小说月报上选摘一篇小说,你就可以当上县作协、文联的主席,如果被选了几篇,可以当上地区的主席,所以写作有一段时间是被利用了。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渡船到了岸边,他们就该下船了。而我个人觉得,它是一艘救生船。
也许,我夸大了写作对于生命的意义,但是,我一直相信这么一句话,好像是美国的学者布卢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里说,写作这个行业从来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好,当然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坏,但是,写作最大程度教会了一个人品尝和利用孤独。不要把孤独当做一种负面的情绪,所谓写作,不就是品尝和利用孤独吗,一个人的孤独,很可能是一千个人的孤独；一个作家的孤独,很多是社会化的情绪。
先锋与传统
往后退一步,我还能写什么?
“先锋”这个词本身是挺美好的,但是离我自己的写作非常遥远,非常模糊。
现在在高校或者在评论界,都说苏童是一个“先锋派”的作家。那是因为在1987年到1988年之内,我留下的文本带有强烈的实验性。我自己解释,我那时候就是一种破坏秩序的心态。这是最原始的动机,这个动机无所谓好坏。“先锋”这个词本身挺美好的,但是离我自己的写作非常遥远,非常模糊。
我觉得有两件事让我思考到底我应该写什么样的小说。我还在当所谓“先锋小说家”的时候,有一个江苏的同事非常瞧不起我,别人都在夸我,他却狠狠地批评我。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他说苏童,你的小说不稀奇,要人物没有人物,要故事没有故事,你不是存心让人看不懂吗?还不如写一本天书。我从来没有在你的小说里头读到一个故事,从来没有看到你塑造过一个形象,为什么要读你的东西?我当时还挺谦虚的,这么尖锐、不留情面的话我都听进去了。另一次是我约马原写篇小说,大家知道马原是先锋小说的“带头大哥”,他给我回信说,我最近正想写一个古典的小说,我未来如果给你一部小说,一定跟原来的小说都不一样。当时他说的这个“古典”用词并非是现在的“古典”,我知道他的意思,他其实是要离开所谓的“先锋”写一个非常“老实”的传统的小说。同事的批评和马原的那封信给我非常大的启发,我确实很好奇,以前我们对创作的要求是前进、前进、前进,当时我觉得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往后退,往后退一步,退两步,我还能写什么?所谓“退”就是写我们的传统小说。《妻妾成群》正是在这么几个背景下的产物。
记者访谈
苏童:我一直在探索“人性之难”
新作《河岸》我扛起了那个时代的压力
记者:有些作家写作是因为一种思想,还有一些是因为一种情绪,甚至是一个突然的念头。你的新作《河岸》写作的缘起是什么?
苏童:写《河岸》是源于我对于河流的感情。我父母都是江苏扬中人,这是一个四周被河流环绕的沙洲。每一个男孩,在十三四岁的时候都必须跨过这条河,到旁边的上海、苏州去打工,我父亲也是这样。等我们全家搬到了苏州,又是一个水乡,我还记得我们家住在苏杭大运河旁边,苏州到常熟的船每天都从我家门前经过,这构成了我对河流最初的印象和感情。
我一直都想写河流,在之前写的散文《河流的秘密》里涉及到了河流,但这个想法其实并不清晰。直到前几年我带女儿回苏州去看宝带桥,这座桥和我记忆中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那天,我看到了8艘驳船组成的船队,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驳船了,所以那个船队一下子激发起我对童年的记忆,因此关于河流的想法越来越清晰,我要写一个关于船队的小说。
记者:外界对《河岸》的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代表了你写作的最高水平,而另一部分则表示“写法有点旧”、“难以吸引人”。你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这部作品?
苏童:我不是一个狂妄的人,所以很难说跟别人比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河岸》是我写作生涯里最重要的作品。一个是因为《河岸》完成了我写河流的夙愿,另一个原因是以前我写作很任性,可以说是“性情之作”,我一直在躲避有压力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作品时代背景这个东西都是虚化的。但这次我把这些压力都接住,扛住,不管接的够不够好,姿态是不一样的。这次我是郑重其事地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描绘1970年代,正如巴尔扎克所说,一部小说就是一部私人的民族史。这是这部作品对我来说最重大的意义。
记者:时代性确实是《河岸》区别于你之前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可以看出来你对那个时代是带批判性的,但对于那个时代的描绘却是兴高采烈的?《河岸》把时代定位在70年代,对于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读者来说可能很有共鸣,但对于年轻读者,却很难感同身受?
苏童:表现时代也是我写这部小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没有用很悲情的语调去写,是因为那个年代本身就是欢天喜地地进行着悲剧。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孩子,小孩子是没有世界观的,所以从我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是兴高采烈的。比如说那时候欢送上山下乡的青年都是敲锣打鼓的,像过年一样,没有人认为那是一件悲惨的事情。我写作的状态是矛盾的,一方面是感性的,是关于童年的记忆,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作家,理性必然会介入,形成一种批判性。
关于读者的问题,确实年轻人不能理解那个时代一些不用明说的背景。比如说“腐化分子”这个词,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非常熟悉,但年轻读者根本不理解这个词的含义,什么叫腐化堕落。我和出版社说,不要指望书卖得好,年轻人肯定对这些东西没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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