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苏童喜酒,葡萄酒尝过一口便知产地；苏童爱烟,采访的途中不停地说“抱歉,能不能抽支烟?”提起新书《河岸》的签售会,苏童半开玩笑,现在不比以前了,不知会不会有人来?


　　虽然自称“不红”的作家,苏童巨大的影响力却在昨天的“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上又一次得到了印证。他主讲“写作的理由”,不仅能容纳几百人的演讲厅人满为患,就连增设的三楼远程会场也挤得满满当当,一些来得晚的听众只能站上两个小时听完讲座。观众提问环节,一个小女孩稚嫩的童音一出,全场沸腾,也让苏童惊讶了一回。这次,他的小粉丝只有十岁。


　　讲座之前,苏童说,作家讲座,无非是拉拉家常,说说自己的事儿,一副轻松的模样。但当他真正拉起家常,说起邻居的悲惨遭遇时,竟一度语噎,只是不停地说“难受”。身边的人事物能勾起苏童无限的感伤与回忆,市场好坏对他来说却无关痛痒,“反正还有点闲钱买酒喝。”苏童吐了一口烟圈,说自己还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青年。 


      苏童,这样一个不老的老作家,一个“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会有怎样的文学故事? 


　　文学与幻想


　　对文字的好奇和幻想,是文学的源头


　　我第一次所谓的幻想是这本画报带来的,它让我开始胡思乱想。我写《妇女生活》,估计就跟这个画报有关系。


　　对文字的好奇和幻想,是文学的源头。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妈妈要做一套棉袄,就把一个女裁缝请到家里。她拎着一个篮子,这个篮子里面有她的剪刀、尺子等一整套工具。有一天,她把篮子扔在我家里,我一翻,发现篮子里有一本发黄的画报,是一本被撕掉封面、只剩三分之一的上海滩的电影画报。打开一看,里面有几个穿旗袍的女人坐在一条船上,是要去春游。我马上就掏出来看,我倒不是对美女有兴趣,而是对发黄的画报本身感兴趣。因为那个时代非常特别,所有老的东西、旧社会的东西、发黄的东西是看不到的,当我偶尔得到这本发黄的东西,我会很认真地“学习”。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第一次所谓的幻想是这本画报带来的,因为它给我带来了一个依靠,让我开始胡思乱想。当然,这是所有年轻时候的胡思乱想。我现在想起来,我写《妇女生活》,估计就跟这个画报有关系,慢慢发酵的。


　　另外一个非常奇特的经验是,1971年,我现在记得很清楚,是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那个时候有线广播都在播庆祝巴黎公社100周年,而我们几个孩子聚到自家对面的一个院子里的天井,去缠着当时的一个青年工人给我们讲故事,他让我们给他扇扇子,我们马上很殷勤地给他扇。当时,我们听的故事叫《绿色的尸体》,光是这样一个名字,对小孩子就有极大的诱惑。就那样,广播里在放着“革命,革命”,我们却在听着绿色的尸体的恐怖故事。这种经历太过难得。


　　文学与运动


　　白天我操作我的身体,晚上我操作文字


　　在不同的文体当中,文字的状态是不同的,是让它奔跑,还是任它跳跃,我觉得一个作家享受的就是这种发现的乐趣。


　　我的写作是从大学时期开始的。1980年代,那应该是文学的一个黄金时代,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写作,自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好多人今天问我为什么写作,写作的理由,问我说如果告诉你明天地震或全球毁灭你还会写作吗?这种极端的问题放在1980年代,我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那时候的氛围,就是你是一个青年人,你就应该写作,不写作你不是有病吗?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开始所谓真正的写作。从诗歌写到小说,持续了我的整个大学生活。


　　我一直觉得我写作的理由跟一个词有关———运动。我的身体迷恋运动,我的内心在迷恋另外一种运动———文字的运动。在大学时期,我不论刮风下雨,都会去篮球场,后来学校有人问你们有个写小说的是谁,同学就说,就是那个天天去篮球场的。我对文学强烈的追逐,我觉得也是因为喜欢那种文字的运动。白天我操作我的身体,让它一直处于运动当中,晚上我操作文字,让文字在我手下不断地运动,我觉得文字很像一个运动的身体。比如说田径运动我们讲爆发力,讲节奏,我觉得所谓写作,就是你目睹文字运动起来了,它以它的方式,以它的节律运动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写作,真的没考虑太多形而上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我写作真正的理由,就是对运动的专注和迷恋。在不同的文体当中,文字的状态是不同的,是让它奔跑,还是任它跳跃,我觉得一个作家享受的就是这种发现的乐趣。我就是发现了这种乐趣,一下子陷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