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于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京邑诸僧闻什既善此学，于是请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龙光寺，译为三十四卷，称为《五分律》。”另外比较著名的，就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他从印度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典520夹、657部。回到长安后，住大慈恩寺，专心译经，前后共翻译佛经1300多卷，同时，将《老子》等中文经籍译成梵文，传入印度。
宋辽金时期，为了适应对敌国斗争的需要，在生员考试中增加了翻译女真文、契丹文和西夏文的内容。而西夏、辽和金国，为了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特别重视翻译工作。
西夏仁宗时，专门设立“刻字司”，翻译《孙子兵法》、《六韬》、《贞观政要》等大量汉文典籍。辽国则在州以上行政机关设立专门的译文机构。为了激励译员的工作积极性，辽道宗下诏制定了译史的升迁等级，按照供职时间长短和工作水平的高低决定其是否升职。金世宗下令成立译经所，先后将《孝经》、《易》、《书》、《论语》、《孟子》等汉文典籍译成女真文。
元代疆域广阔，民族众多，先后设立了“蒙古房”、“蒙古官学、唐古特学及托忒学”等官署，培养熟谙蒙文、藏文、托忒文的专门人才，并负责翻译蒙、回、藏文书籍。明朝初年，为了了解元朝的情况，朱元璋命翰林院侍讲火原杰、编修马沙亦黑等人编撰《华夷译语》，以汉文解释蒙古文。
明成祖永乐五年，在京城设立“四夷馆”，内分蒙古、女真、西蕃（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维吾尔）、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明神宗时，又增设暹罗馆（泰国）。清初，四夷馆更名为“四译馆”，减去女真、蒙古两馆。乾隆时，这一机构又与专门接待少数民族官员和外国使臣的“会同馆”合并，改名为“会同四译馆”，分设西域、八夷两馆，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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