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间，陈诚鉴于“今日部队实际情况，确属难言反攻。非但难言反攻，纵令走到缅甸亦不可能”，遂在9月6日致书蒋介石，称自己“能力薄弱，毫无建树，瞻念前途，陨越堪虞。为免贻误戎机，重视责任起见，谨恳钧座赐准解除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另行派员接充”（《函电》第554页）。蒋介石迟至9月15日才回函，严斥陈诚：“你近日之态度言行或不自知，你的观念思想或未自反省，我不得不对你作最后之规谏。……这种跋扈恣睢之形态，除非政府已倒国家将亡，纪律纲维荡然无存时，乃始有此。”（《函电》第555页）同日，蒋在日记中记载：“下午手书致辞修，痛斥其跋扈恣睢之形态，促其反省。如再不觉悟，此人不可复教矣。”（《蒋介石日记》1943年9月15日）这也可见两人言辞冲突之激烈。17日，陈诚接到蒋介石手谕，迅速回函表示“不胜警痛”，“负罪实深”，但仍然力陈“今日国家莫大之隐忧，普遍之危机”以及反攻缅甸可能面对的困难。为了表白心迹，缓和蒋对自己的不满，陈诚在当年的双十节向蒋进呈了近万言的《〈贞观政要〉读后摘要》，其中虽不乏“敢云仰酬高厚，庶几竭尽愚忠。以钧座之英明神武，必能远迈汉唐而上之也”等谀词（《函电》第558页）,但引退之心未有稍减。到11月底，陈诚以严重胃溃疡为由回重庆治疗，蒋遂改命卫立煌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陈诚对国民党的组织涣散、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情形屡有批评，主张“根本改革党政”；对许多政府官员、军队高级将领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事例，甚至点名道姓的批评，因此引起蒋的不满。蒋责备陈诚骄矜自负、爱发议论，说“总觉你说人之短，看人之轻”，并警告陈诚要“切思而自反”（《函电》第77页）。蒋不仅多次批评“辞修器量狭窄”，在1947年3月的日记中甚至写有非常激愤之语，如“所可痛心者不仅外人以冷眼观吾国，即战高级将领如辞修者，亦莫不对政府经济政治各种重大之政策，动辄猜疑与诽谤，其失却自信心类皆如此者，不胜痛愤”（《蒋介石日记》1947年3月28日）。但陈诚依然故我,同年8月他以参谋总长身份接任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主任之职，主持东北“剿共”，实际悲观至极，《家书》中多次坦陈其时局观，称“以现在中央之政策与制度，纵有神仙下凡，亦无能为力”；“如不改革，只有同归于尽”（《家书》第554、557页）。甚至说“无怪一般咸认为，欲中国有办法，非推翻现政府不可”，并且再次萌发脱身而去之念，“决心已定，决先辞参谋总长，再辞东北行辕，总期脱离政治与军事”（《家书》第556—557页）。巧合的是，同年底陈诚胃疾复发，翌年2月初得辞本兼各职，手术后赴台湾疗养，年底担任台湾省主席。

　　陈诚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属于比较具有政治头脑的人，办事思虑细密，也相对洁身自爱。他确实自视甚高，屡把非中央系的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何健、韩复榘等称为“封建势力”，与孔祥熙、宋子文也有矛盾，对把持国民党组织系统和党务工作的陈果夫、陈立夫非常不满，对蒋介石倚重的特务系统屡加批评，与汤恩伯、胡宗南也存在矛盾。因此，在派系林立的权力网络中，陈诚除了顺从和依靠凌驾于权力网络之上的蒋介石之外，几乎难有立足之地。故陈诚在一些事情的见解上虽然与蒋介石相左，言词上也有顶撞，但绝对少不了向蒋表白，他与蒋“名虽部属，恩深骨肉”（《函电》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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