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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美］高彦颐著  苗延威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以解放和自由为名义的各种社会革命风潮里，往往会伴生妇女解放的命题。仔细考察各种妇女解放运动，会发现很多颇为荒诞的怪圈与悖论，走出所谓的父权，又陷入男权，挣脱了男权，又丧失了精神性别。“五四”时代中国女性带来的那个著名的镜像:娜拉——一个“我是我自己的”出走的身影，也不过是在出走与反叛的瞬间显影，而后便是哑默与湮没。20世纪60年代西方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运动，以灼烈的姿态加入社会进程的同时，却将女性——这一有着具体真实的性别群体失落在历史的视域之外，未免是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泼往门外。娜拉走后怎么办？作为一名女性，然后才是女性问题研究专家的高彦颐，对1928年由陈东原撰写的《中国妇女生活史》的反感，就很容易理解了。高彦颐认为《中国妇女生活史》中的史学观过于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以及传统妇女形象的受害形象，忽略了古代女性在生活中可能扮演的主动角色，及当时女性本身对所处位置的感受。

    从《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到《缠足》，高彦颐在研究视野的转换中，完成了她作为一个诚挚的女性研究者的“典范转移”，欲以深入温和的形式，拨开立场各异的知识与权力的叙事文本缠绕交叠的阴翳，移情地理解异己的历史情景、价值和生活形式，这一“异”中有所相通的，恰是高彦颐作为一位女性对女性真实存在和具体欲想的理解。女性的具体存在情状，在她研究回瞻中，渐次清晰。而《缠足》一书的译者，用作者的话来讲，是“有本事写这部书的人”，此种机缘巧合，实在是阅读者的福气。很多女性研究者，对两性文化的深刻对立，有着执着的警醒和过度的诠释，而《缠足》一书译者是对该书所呈现的内容有着共识性体认的男性，这又契合了作者本来寓意的理念，即文字叙事的遮蔽、隐讳或挞伐，即无法改变现实存在的顽强性，也无损具象的经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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