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众尚处在蒙昧状态之下就蹴尔实行民主，岂但是“明者一，暗者百，游谈呓语”而已，少数识见超卓、理智深刻之士，必将为平庸的大多数所压制、残贼乃至戕灭。张之洞并且以其深刻的洞见，天才地预言了此后的中国历史：

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且必将劫掠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藉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据，全局拱手而属之他人，是民权之说，固敌人所愿闻者矣。

在张之洞的《劝学篇》刊行两年后，中国大地上相继发生了盲目排洋的义和团运动和令清皇室仓皇西狩的庚子国变。要不是民权之说大盛于时，这两次给中华民族带来极大苦难与无穷屈辱的巨变，原非不可避免。

打着民族主义和民权至上的旗号，辛亥革命推翻了本已开始改良、逐步走向近代化的满清政府，却造成了一个军阀混战、各省独立的纷乱之域，这正是民权之说的必然结果。然而，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不但不吸取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教训，反而更加积极地倡导民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民权”的概念曾作过认真的梳理，他指出，西方民权之说，不过是“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民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而不乏留学外洋、亲历泰西之士的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群体却连张之洞的认识水平也不如，他们真正是把权力之杖交给了愚民，自此以后，中国不可避免地滑向灾难的最深渊。

孔子在遭到匡人围攻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白话文运动就是一场“丧斯文”的革命，它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国学家们感慨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白话文运动而式微，我却只感喟白话文运动所造成的权力转移。德国宪政学家施米特曾经精辟地指出：自由主义既不是政治形式，也不是国家形式，而是一种价值观。世上只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的类型，从来就不存在自由政体。自由的公民社会不仅可以体现在民主制中，也可以体现在君主制和贵族制中。对于五千年的老大帝国来说，它的文化传统欠缺的是自由，启蒙者固当全面彻底地反对奴化传统，为儒家的文化机制注入自由的因素，而这个道理本来只要让知识精英明白就可以了，而当时的启蒙者却错误地标揭出民主（德先生）以为大纛。白话文运动的本质是一场民主化的政治运动，对于缺乏稳定的中产阶级的非公民社会的中华故国而言，民主的结果只能是陷天下于“天柱折，地维绝”，洪水滔天，率兽食人的境地。当知识分子充满热情地把各种主义送给无知大众的时候，后者却并没有对前者的自作多情表示感激。陈独秀和胡适后来的遭遇正应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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