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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原来是个阉党余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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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原来是个阉党余孽(4)

时间:2009-8-15 12:04:29  来源:不详
所谓“吊孝”即是指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以吊丧为名,去探察后金虚实的行动,这个行动的效果并不好,既失国格又有私下议和之嫌,更因为是魏忠贤指使的,所以成为了阉党一案,这些情况在抚宁侯朱国弼的参奏里有所介绍:

    抚宁侯朱国弼疏云:“奴贼与我深仇,而及其死也,魏忠贤乃遣人吊孝,白送却无数金珠,反取嫚书一纸,边臣不奉忠贤之命,敢径为之乎。此则败坏边事之实。又不惟是也,喜则升九天,柳河之败得以钻刺而乔迁,羡干父一认之有灵,其颠倒错乱遂至于此。”[20]

    在奏章里朱国弼称“魏忠贤乃遣人吊孝”,虽然没有直接点名,说出魏忠贤具体所遣之人,但是文中所指的“边臣”必定是袁崇焕无疑。因为,当时执行“吊孝”行动的,就是辽东巡抚袁崇焕,为此袁崇焕自己还有上疏,并亲口提到他是受“厂臣”的指使才行事的,所以那个“边臣”肯定是他。

    整个“吊孝”行动是袁崇焕亲自操办的,而幕后指使正是魏忠贤,这一点在袁崇焕的奏章中叙述得非常确:

    初辽抚袁崇焕以奴死虏信未的奏:“遣喇嘛僧李锁南以烧纸为名往侦之。至是还,言……既而又奏:自宁远败后旋报死亡,只据回乡之口未敢遽信,幸而厂臣主持于内,镇守内臣、经、督、镇、道诸臣具有方略,且谋算周详,而喇嘛僧慧足,当机定能制变故,能往能返,奴死的耗与奴子情形我已备得,尚复何求不谓,其慑服□皇上天威。遣使谢吊我既先往以为间,其来也正可因,而间之此则臣从同事诸臣之后定,不遗余力者谨以一往一还,情形上闻得旨:据奏喇嘛僧往还奴中情形甚悉,皆厂臣斟酌机权主持于内,镇督经臣协谋于外,故能使奉使得人夷情坐得,朕甚嘉焉。”[21]

    在以上奏章中袁崇焕介绍了“吊孝”的来龙去脉,其中“幸而厂臣主持于内”说的非常明确,这是有意在表达,“吊孝”的行动,是经得了“厂臣”首肯后才行事的。

    而天启的批复中也提到:“据奏,喇嘛僧往还,奴中情形甚悉,皆厂臣斟酌机权,主持于内”,也明显的指出是“厂臣”主持于内。

    此外,在朱国弼的奏章里,有一句非常值得一提,那就是“边臣不奉忠贤之命,敢径为之乎”,这一句是有深意的。朱国弼这句话,其实是提出了,吊孝究竟是“奉谁之命”的问题。试想,如果派人去“吊孝”是天启的意思,那是奉的皇命,朱国弼怎么敢质疑行动的合性——“敢径为之乎”?所以,只有是魏忠贤授意行事,而事先未有获得天启的首肯,那“吊孝”行动的合法性才会被如此的质疑。后来,虽然天启是肯定了“吊孝”的行动,曰:“朕甚喜焉”,但是袁崇焕先“吊孝”而后呈奏天启却是事实,所以朱国弼才质问,若没有“厂臣”的首肯,“边臣”怎么敢私自操办此事?

    在明确了谁人指使袁崇焕吊孝以后,抚宁侯朱国弼疏云中所提到的“钻刺而乔迁”和“干父一认”两件事情就更意味深长了,原文摘录如下:

    抚宁侯朱国弼疏云:“……柳河之败得以钻刺而乔迁,羡干父一认之有灵,其颠倒错乱遂至于此。”

    这里的“柳河之败”是指天启五年八月,孙承宗、马世龙谋袭耀州失利,这个失利导致了当时辽东地区军政长官的大规模撤换,其中督师枢辅孙承宗(督)、辽东总兵马世龙(镇)、辽东巡抚喻安性(抚)都在撤换之列,最终结果是孙承宗病休回籍,马世龙卸任回卫,喻安性谢事侯用:

    “大学士孙承宗屡疏乞归,上许之。”[22]

    “裁革辽抚命喻安性即谢事以候改用。”[23]

    “上传兵部,马世龙向来戴罪杜门,准他回卫。其中部总兵员缺,速推堪任的来用。”[24]


    袁崇焕是当时的宁前道(道),算得上是宁前地区的军分区司令,那是明军最前沿的军分区,而柳河之败原本只是一个小败,即过河袭击耀州的前锋营千余人被歼,鲁之甲、李承先二将被杀,但没有过河的后队之溃散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对整个辽东镇都有影响,袁崇焕作为辽东镇最前沿的军分区司令,脸上也自然应当无光。以下是崇祯时期,兵部尚书王在晋重提当年之事,责问孙承宗的内容:

    壬午,兵部尚书王在晋言:“……柳河之败止存兵五万八千,即如中辅疏以十二万,此六萬二千之兵归于何有?非失机陷阵則虚藉掛粮,世龙百喙何能自觧也。”[25]

    由王在晋对孙承宗、马世龙二人的责问中可以看出,柳河之败确实致使明军损失惨重,十二万人溃散之后仅存五万八,所以当时辽东地区军政首脑被大批撤换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袁崇焕却有升迁:

    “天启五年十二月壬寅升山东布政使司右参政宁前道袁崇焕为本省按察使,仍管宁前道。”[26]

    袁崇焕的这个升迁,在当时的督、抚、道、镇里,可谓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抚宁侯朱国弼上疏中提到“柳河之败得以钻刺而乔迁,羡干父一认之有灵”其实是在指控,袁崇焕当时投靠了阉党,认了魏忠贤为“干父”,因此才得以升迁。

    如果我们顺着朱国弼的思路,梳理一下相关事件的时间顺序,那事情自然就很明显了:

    天启五年八月,柳河之败;

    天启五年十月,袁崇焕有上疏阿谀奉承厂臣;

    天启五年十二月,九千岁对袁崇焕“以资军需、声气相应”;

    天启五年十二月,袁崇焕“钻刺而乔迁”;

    天启六年十二月,魏忠贤遣袁崇焕吊孝;

    天启七年四月,袁崇焕请修生祠。

    从以上时间点来看,朱国弼的说法是得到了有力印证的。

    综上所述,袁崇焕和资深阉党分子为莫逆,与魏忠贤“声气相应”,请修“九千岁”生祠,上奏中对“厂臣”阿谀奉承,柳河之败后,在辽东地区的督、抚、道、镇中多人皆遭撤换之际,而他却获得升迁;此外,他还敢于先遣使吊孝,而后奏报天启帝;更在引咎辞职之后,获阉党中坚分子让荫;以上种种迹象,都在指明一个事实,那就是他袁崇焕若没有认“干父”,怎么会事事都那么“有灵”?所以,可以肯定的说,袁崇焕就是一个阉党分子无疑,只不过后来没有被查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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