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是儒家文化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古代士人多怀经世之志。他们或专心著述，以学经世；或仕进有成，以政绩经世。然而经世之途绝非一帆风顺，不少士人尤其是下层士人历经坎坷，清代嘉道年间学人沈垚就是其中之一。

　　沈垚（1798—1840年）字敦三，号子敦，浙江乌程（今吴兴）人。精于史地之学，于西北及蒙元史研究多有贡献，其遗著后经吴兴刘氏嘉业堂汇集为《落帆楼文集》。沈垚早年治学“究名物而弃微言”，后受张履影响转而为致用之学。他认为，“古人绝大事业皆豫定于未仕之先”，故欲为经世之学，在未仕之前当贯穿经史，“晓古今典章之见”和“治乱得失之故”，并结合“当世之务”，详考史地，一旦仕进从政，即当用“生平之学”兴利祛弊，“有实政及民”（《与张渊甫》）。然而，沈垚出身寒门，“室粮时乏”（《与许海樵》），生活至苦，这就使其经世理想在实践中陷入重重困境。

　　一、以“学术”经世为志向，困于生计却不得不耗费精力于考索之“技”。在沈垚的思想中，有所谓“学”与“技”之分：“诸故人所讲求者，学也；都下所重者，技也。”他认为：“夫小学特治经之门户，非即所以为学；金石特证史之一端，非即所以治史，精此二艺，本非古之所谓通儒。”由此可见，在他看来，治经、治史方是“学”，至于考证、金石等方法则只是“技”或“艺”而已（《与张渊甫》）。沈垚自言“实不愿以考证见”，但困居京师数年，却不得不“籍考证以自给”（《与吴半峰》）。造成沈垚在“学”与“艺”这种理想与现实中挣扎的直接原因就是其所面临的困顿的生活处境。

　　沈垚一生“为贫纠缚”，“常怀饿死之忧”（《与张渊甫》）。京城是“种种用财之区”，买治学所必备的乾隆《一统志》等著作、周恤友人盛朝勋和纪庆曾的遗孤、刻印恩师施国祁遗著《金源札记》等，处处要钱。而沈垚馆谷渐少、时有断绝，只得“以所入之数酌量所用”（《与许海樵》）。老亲无以养，危急时赊借无门，求五斗米而不得，甚至日仅两餐，“长饥腹痛”。

　　面对如此境遇，沈垚哀叹“若不出游，则衣食无籍；若仍出游，则故业益荒”（《与纪石斋》）。但为了生计，他不得不“藉考证糊口”，被迫代人从事考索之技，聊以度日。雇于人，在学术上的发挥余地自然也就相应要小。在与许海樵的书信中，沈垚感慨“受羁绁而不得自由，罢精竭神，奉技以就犬马之食，身世如斯，良可哀也”（《与许海樵》）。在“寄豢于达人，弊心力于故纸”的境况之下，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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