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欲以史论经世，却囿于见闻，“无以周知当世之故”。沈垚认为经世当“晓古今典章之见”和“治乱得失之故”。他不满足于琐屑考据，试图“览观史策于古今得病”（《与张渊甫》），从史事中窥测其规律与意义。沈垚“所愿在熟读《通鉴》”，他认为《通鉴》对“立身处世之道”大有裨益（《与丁子香》）。他评价钱大昕“有史学，而无史才，故以之释史则得，以之著史则琐屑破碎，不合史法”，尝言“心所欲言者，拟为史论以发之”（《与许海樵》）。

　　但是，沈垚家处偏僻，看不到邸钞，“无以周知当世之故”，欲为有用之学而“无好题目”，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即使有好的题目，“不明悉国家典故，则开口便错，无可下笔”。他自感“见闻寡少，所得殊陋甚”（《与张渊甫》）。沈垚渴望游历四方，可惜他寄人篱下，“积百余金之债”，“身无一钱之余”，无法成行。他渴望“览观史策”，可惜入京前，“寓中乏书籍”，又无处可借（《与张渊甫》），如所作《新疆私议》只得“独从故纸中搜得”，沿袭史传建议屯田，与徐松论述过的“有水之地，回民种植，不可夺其利”的当地实际情况不符（《答徐星伯中书书》）。入京后，又专办志书而“久不读书”，所得日少，“意欲作史论数首，仅成其二”（《与丁子香》）。

　　三、以入仕济民为理想，困于科场欲遂平生之志而不得。士人要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行“生平之学”，兴利祛弊而“有实政及民”，则必须入仕。为此，沈垚积极参加科考，一生十二次出入科场，但造化弄人，却始终困于场屋，报国无门。

　　沈垚早年即有文名。沈曾植祖父沈维鐈视学东南时，即与沈垚结为忘年之交。但他在科场却始终不得志。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年)，何凌汉主持浙江乡试，因在京城时经常听沈垚好友徐松谈及沈的学问，故对其给予特殊的关注，方使沈垚成为优贡。沈垚在科场的遭遇与道光年间科举的弊端不无关系。道光科场“非贿属公行，即择取吏胥俗书”，中式者“多半是关节”。浙江有誊录之弊，不论考生字迹如何，都可通过贿买，用馆阁小楷誊录试卷。沈垚经济窘迫没有贽礼疏通，也没有权势关照。虽摹写钟王（注：钟繇、王羲之）之体，“字画奇古”，但不习吏胥常用的馆阁小楷。其卷多遭“不阅”之运。同一张试卷，房考官“评以气清词润”，而主司“竟评以稚弱无力”。尽管有考官叹此卷“斟酌饱满，望而知为积学之士”，但最终还是“不获见售”（《与许海樵》）。在一片可惜声中，沈垚的入仕报国之门慢慢地被封闭起来。

　　沈垚的贫困遭际并非偶然，他的周围皆是一群在贫寒饥饿中挣扎的士人。他的友人纪庆曾游学山东，“困乏中次子夭殁，其归时，行装用尽，冬月衣单，不久就贫病而卒”。沈眉寿幼年失父，家境贫寒，又常被人所欺，至境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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