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思想史、经济史、学术史、文化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都以政治史的分期为分期，如1840年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开端，也被视为近代史其他分支学科的开端。不可否认，中国近代政治史与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关系非常密切，这些分支学科受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但也必须看到这些分支学科有着自己发展变化的内在理路及其特色，不应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政治史，因此，这些分支学科的分期也并不一定要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就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讲，我是不赞成以政治史的分期为分期的。因为思想史的最大特点是其发展的连续性，无论古今中外，莫不如是。相比较而言，政治史的连续性就不如思想史的连续性那么明显，那么强烈。这是我不赞成以政治史分期代替思想史分期的第一个理由。

　　我不赞成以政治史分期代替思想史分期的第二个理由也是主要理由是，思想史和政治史各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就中国近代思想史而言，它研究的主要是不同时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围绕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的两大主要任务，即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和主张，以及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参见拙文《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光明日报》2005年1月25日）。而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则是不同时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围绕中国近代社会所面临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主要任务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和制度建构，以及这些斗争和建构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在政治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甚至是划时代的大事件，但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可能就不那么重要，比如袁世凯，人们无论对他如何评价，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但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人们书写清末民初这段政治史时，不可能不写他，甚至要重点写他。但袁世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就很难说是重要人物了，人们书写清末民初这段思想史时，就不会重点写他，甚至可以不写他。晚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亦然。书写晚清政治史，当然少不了她，因为她不仅是辛酉政变和戊戌政变的主角，而且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清末新政的操纵者、反对者或主持者，是历次对外战争的最终决策人。但她不是一个有思想的统治者，在思想史上没有她的一席之地。反之，像魏源、龚自珍、包世臣、王韬、马建忠、何启、胡礼垣、郑观应、陈炽、严复、鲁迅、周作人、冯友兰乃至胡适、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这样的思想家，他们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可以说毫无地位可言或者地位不很重要，但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则不可抹杀，书写中国近代政治史可以不写他们或不重点书写他们，但写中国近代思想史他们一定是重点书写的对象。一些事件也是一样。如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