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您特别早就提到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问题，我还记得乾元国学博客圈开通的时候，就有一些争论，有人认为国学应该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不能哪儿热往哪儿跑。您当时对于这些说法还发表了一些观点。

　　汤一介：从中国的传统讲，无论儒、释、道哪一家都是关注社会的。我并不否认确实有些学者坐冷板凳钻研一门学问，比方说钻研甲骨文，这是可以的。但从儒家来讲，孔子是希望天下有道的，“吾其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也就是说他是要有作为，要改造社会，要为社会献身的。不能说做学问只是单一地坐冷板凳，其实关注社会同样可以对学术发展有很大贡献。从中国历史上看，很多大学者都是关注社会、参与社会的。比如老子讲“我无为而民自化”，是从道德角度来关注社会。庄子也看到了很多问题，比如顺应自然，还有要追求自由等等思想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而提出来的。所以，我认为，有的学问可以只是为学问而求，还有的可以为关怀社会而做。中国文化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可以走很多条道路。

　　《北京》：曾有一位记者问您书院是不是在坚持传统文化，当时您回答说这个说法不准确，您说书院是在弘扬中国文化，介绍海外文化，而且是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汤一介：对。从中国文化书院的传统来看，我们确实是在做这样的事。我们的导师有不同的思想：有的是马哲主义的学者，比方谢龙教授，他是北大搞马哲主义的教授；包遵信是反传统主义的人；像李泽厚是走中间道路的人；像我就是带有一定自由主义色彩的学者。我们都是不一样的，真正体现了百家争鸣的团体，而不是定于一尊。我觉得这样非常好，大家内部可以相互讨论切磋。我认为，实际上，文化的发展常常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互动来促进的，如果是单一力量的发展，激进主义越发展就越偏，就会变成极左思潮，最终变成危害；保守主义不能接受新的东西，不能跟上时代形势；自由主义的发展有的问题就会发展成相对主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变得没有标准了。假如这三种力量相互制约、合作、协调就会比较好。

　　《北京》：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实力的提升，很多人开始去寻找主体意识。他们发现，其实他们寻找的是在中国文化中能让自己、让国家、让民族安身立命的东西。对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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