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香港方面交涉。结果很快侯玉田便由香港解归广州正法。郭嵩焘巧妙地处理洋务事宜的能力，广受赞赏，李鸿章、恭亲王奕䜣等都对他赞赏有加，称他是当时最精通洋务之人。
1875年，云南发生了著名的“马嘉理事件”。案件本身的是非很明确，但是由于很多官员不以为然，一味敷衍塞责，迟迟不能结案，结果遭到英国的严重抗议。在这种情况下，“精通洋务”的郭嵩焘又被推上前台，被任命为“谢罪”使臣，兼任常驻英国公使。
郭在出使之前直陈马嘉理案的症结所在正是当地巡抚岑毓英的“举动乖方”，故请旨查办，这样就会使英国无所要挟。而对于郭嵩焘这种“以夏委夷”的主张，廷议哗然，一片非难之声，他们认为郭嵩焘这是“循英使之意”。在他的家乡愤怒的湖南学子扬言要砸了“汉奸”郭嵩焘的老家。在一片怀疑和讥骂声中，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面对乡人的毁谤，和国内士大夫的无知横议，郭嵩焘身心俱疲，他七次要求辞职。光绪二年七月，慈禧太后为此亲自召见了郭嵩焘。面对太后的“温谕勤勤，反复宣慰”，郭氏只好打消辞职之念，毅然出行。在他看来：“苟利于国，不敢避就。身之不恤，何有于名？主忧臣辱，在此行也。”
到达英国后，郭嵩焘的洋务和外交才华在此时得到了完全施展。在任期间圆满地处理了喀什噶尔问题、武昌教案以及各种商务纠纷。他积极参与到当时的外交和社交活动，与英法外交界相处融洽，尤其得到英国女皇和首相等人的好评。他还效仿西方礼俗，举行大型茶会，广邀各界人士。郭嵩焘本人也被推举为“国际法改进暨编纂协会”第六届年会的大会副主席，被称为“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
就在郭嵩焘为了清朝政府的利益殚精竭虑周旋于各国之间时，他却遭到了国内保守派的猛烈攻讦，担任副使的刘锡鸿也与之相通，参郭嵩焘以“十宗罪”。虽然他极力辩解，又有李鸿章为之辩护，总理衙门最终仍将郭、刘二人同时撤去。直到光绪五年郭嵩焘回到长沙，仍然受到湘人的流言与讥骂。在他去世后，李鸿章上书请求国史馆立传，也被朝廷一口回绝。
郭嵩焘去世后，他在英国期间激赏不已的晚辈严复的一副挽联道尽了郭的悲剧人生：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氋，激赏深渐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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