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起初本是民间歌咏形式，受到文人注意时，又多体现边远偏僻地区民俗风情，于是有“蛮俗”、“夷歌”、“俚词”，“其声伧儜”的说法。自唐代刘禹锡、白居易等借用传统“竹枝”体而又造新词起，其平易朴实的风格明显影响了传统知识人的文学创作，诗家争相仿拟，一时清新之风吹拂诗坛。（《竹枝词的文化意义》，见《竹枝词研究》第1—2页）

　　“竹枝”的文学形式自有行家品评，作为一名民俗学者，我更关心“竹枝词”的内容和功用，诚如王振忠教授所言：竹枝词“包含有多方面的资料，可供学术研究采撷。”我国自古即有乐官采诗，以供王者观风知政的传统。与古代乐官不同，唐代刘禹锡、白居易始，“文人骚士又多以竹枝词形式记述地方民间风情者，进而又以此描画世俗，讽喻政事，寄托乡思”。焉知不是唐代以降，士人以诗干政，延续道统的新途径？

　　《日本杂事诗》二卷，黄遵宪写成于光绪五年（1879），计154首，凡四易其稿。（可见其自重的程度）每首诗都有自注，诗28字，注文多者可多达2100字，可见诗人之意，重在纪事与分析。书成后，送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同文馆聚珍版刊行，称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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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杂事诗》篇末“公度又识”所说，此诗初成，即“上之译署”，并不是偶然的。黄遵宪以此作上呈，或许是期望以一种政治文化考察报告的形式，能够引起高层政治决策集团的重视。（《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所见晚清开明人士的近代化观》，见《竹枝词研究》第286—287页、第294页）

　　因此，竹枝词与民间歌谣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原生态的“竹枝”本是民间的直抒胸臆，而文人的竹枝则已经在单纯的描述之余内涵了知识分子对风俗及政治的批评。除了《日本杂事诗》，黄遵宪介绍日本国情的主要著作是《日本国志》，而《日本杂事诗》的内容则是难入《日本国志》的“杂事”资料。查《辞海》“日本国志”条，云：

　　《日本国志》，书名，清黄遵宪著，作者在光绪初年任驻日大臣参赞时。从事编撰，至1887年（光绪十三年）成书，共四十卷，全书除年表外，分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事、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等十二类，共五十余万言。书中详细介绍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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