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有过交往。这交往不是直接的，但是亲历的。所以值得在这里说一下。在20世纪之初，包天笑还是一个小青年，刚出来混事不久。他聪明好学，接触新事物多。于是被一位姓蒯（名光典，字礼卿）的人，聘为家庭教师。蒯礼卿是江苏省候补道，正在办一个南京高等学堂。这人是有钱有势有才学，为人也好。在他家里这样养着好几个人，陪他闲聊，做点杂事，并不教书。那年头的“候补道”并不值钱，到处都是。严复也是候补道。你能“候”一辈子也找不到一个差事。
据包天笑回忆说，“他（严复）的脾气很不好，喜欢骂人。对于同僚，他都瞧不起，……他托人向蒯礼卿借了三千元，蒯慨然借给他。后来他说：要他还债，他那里还得出，现在他正译了几部书。自己既没有钱出版，给人家印也没有受主，蒯君道义之交，就把这几部所译的书，作为偿债之资吧。那时蒯也承受了，不过那是译稿，要印出来卖给人家，方能值钱，这些译稿，计有七部，便是《穆勒名学》《原富》等等的几种书”。从《张元济年谱》看，一部《原富》都曾议价三千、二千，全套七部难道只卖三千吗？这有点不大可靠。也许因为包先生写此回忆时，已年过九十，记不太清。但是也不可全否定。因为回忆录中还说，另有一位叶浩吾，搞日文翻译的，也是借蒯礼卿钱七百元，还不了，也将译稿作抵。蒯礼卿慷慨，就下决心在上海办了一个“金粟斋译书处”，包天笑和另外一位，因此就到上海干这事去了。包天笑就负责校阅严氏的译稿。至于排印出版，还是交商务印书馆。至于金粟斋译书处和商务之间，怎样分成提份，则不是包氏所能知道。
有一点回忆很有价值：“严先生的稿子，他有自己刻好的稿纸，写的一笔很好的行楷，当然也有添注涂改的地方，但他的改笔，一例红墨水的，鲜艳可喜。……我总是小心翼翼，无论如何不敢擅改一个字的。”这样，包天笑曾从一校到四校仔细读过。所以我认为包天笑的回忆在这一点上是可靠的。据包氏说，严氏名译都这样经过他的手。但是，是不是有七部之多呢？也难说。因为严译很慢，如鲁迅所赞赏的，“一字之立，旬月踟躇”。但我想至少三四部总会有的。当年大约是由金粟斋译书处校对整理，严复卖书得钱以后，再还钱给蒯礼卿，而不是把译稿直接卖给蒯礼卿的。否则严何必多次与张元济商谈稿费？文化价值是文化价值，稿费价值是稿费价值，它们永远不能等同。严复是在穷困中死去的，可叹。
最后还要说一下，包氏在上海听过严复讲“名学”，是由金粟斋约请的。包氏虽曾校对过此书，也不大能听明白。严复是福州人，但是“却说的一口道地的京话”，大约是在北京待久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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