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的贵族青年很多，有人一看这里形势不对就又跑了回去，得以终其天年，典型的例子如张翰，此人借口思念家乡的美味鲈鱼莼羹就开了小差（参见拙作《“江东步兵”张季鹰》，《文史知识》2005年第7期）。又如与陆机陆云兄弟同时入洛的名门之后顾荣（时人合称之为“三俊”），也比较早地看清了形势，深知在司马氏当权集团内部纷争不已之时绝对不能卷进去，他纵酒韬晦，保护自己，并曾劝陆机及早回南方去：“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晋书·陆机传》）顾荣回了南方，后来在形势巨变之后帮助偏安的东晋王朝在南方安顿下来，对历史作出了贡献。顾荣是孙吴丞相顾雍的孙子，门第与陆机相当，而头脑则要清醒得多。
陆机始终念念不忘自己乃是名祖（陆逊，丞相）之孙、名父（陆抗，大司马）之子，大有悠悠万事唯此唯大之意。有一点家族自豪感本属人之常情，但陆机却未免强烈得过了头，背着一个老大的包袱，一辈子放不下来，干扰他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对生活道路作出明智的选择。性格就是命运，而有些性格的形成正来源于背包袱。
陆机写过许多作品叙述并歌颂自家祖先的光荣历史，例如他曾在《祖德赋》中用大量的高级形容词来歌颂祖父陆逊的丰功伟绩，将他比拟为周公；而在《述先赋》中又以同样的笔墨描述父亲陆抗的显赫功勋和崇高地位，甚至说——
故其生也荣，虽万物咸被其仁；其亡也哀，虽天网犹失其纲。婴国命以逝止，亮身没而吴亡。
陆抗老爷子虽然确实很高明很厉害，但恐怕也还没有到一身系国之存亡的地步。陆机撰写《文赋》本来是要阐述“作文之利害所由”的，但即使在这里他也特别强调地指出文学的一大作用是“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这一条显然没有普遍意义，只是强烈地打上了他本人的烙印。
唯其如此，在陆机面前谁也不能对他的两代先辈流露任何不敬，否则便会遭到他极其剧烈的反击。他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也不管是什么场合。《世说新语·方正》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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