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秦始皇兼并六国，其重农抑商的政策也被推行全国。汉承秦制，但吕后以下三代统治者皆以黄老无为之术治天下，全国商业得以快速反弹，司马迁《货殖列传序》中记录了当时的盛况。汉武帝为安抚农民，稳定社会，以征发告緡钱、盐铁禁榷等手段全力打击商人，为今后两千年定下了重农抑商的基调，“商”正式成为士民之末。商人不得不主动向官僚集团靠拢，如卓文君的父亲听说司马相如是县令的朋友，即盛宴逢迎，这已与现代商人相当接近了。其后两千多年，商人在治世受各级政权的层层盘剥，在乱世虽有国际贸易的机会，却又饱尝兵燹之祸。因此，在汉朝以降的中国社会，商人惟有尽可能地向官僚集团靠拢，成为官商，才能取得政治保护伞，使自己的产业立于不败之地。“上下打点”成为中国商人第一件必修课，如唐人元稹诗云:“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定，富与王家勍。”这是商人初入长安时的情景，与当今社会何其一致。

反观晋商，其“学而优”的子弟大都被选拔为产业继承人，留在西帮之内，于产业固然大有益处，却失去了为自己培养政治代言人的机会。渠本翘作为晚清的知识精英，由京官而外交官，在官场上积累了相当资源，民初还一度被任命为山西宣慰史，因此他的眼界较高。他主持的“双蝠火柴公司”和“山西保晋矿务总公司”都属于近代民族工业范畴，足见他已跳出了晋商传统的路子。但是晋商的子弟们，如渠本翘者能有几人？因电视剧《乔家大院》而闻名的乔致庸，虽是一个出色的商人，却未能做出有意义的转型，因此乔家票号在民国年间历经冯玉祥、日军、汪伪等几次大劫，终致奄奄一息，最后在解放初期被人民政府接管，结束了长达200年的基业。

晋商也不是没有向官僚集团靠拢。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在江苏的晋商即大力帮助官军抵御倭寇；清季几次用兵，晋商都踊跃承担筹办军粮的重任；到了晚清，朝廷财力不继，活跃在民间的晋商主动向朝廷靠拢，或恭迎“西狩”圣驾，或直接借款给朝廷等等。然而，事与愿违，晋商如此殷勤备至，换来的却是以怨报德。因筹办军粮而至负债经营的介休范氏，最终被乾隆查抄破产，兔死狗烹。清末户部积欠晋商的巨额白银，因清亡而泡汤。俄国和日本均欠晋商巨额债务，皆赖帐不还，中国政府却从未给予晋商任何支持。当然，晋商在“庚子之变”时还在竭力向朝廷输诚，足见其见识短浅，较之搞“东南互保”的洋务派大臣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真不可作同日语。其“学而优则商”，毕竟只是学了满脑子的道德经义，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里，决计是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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